让一个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走进工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无锡一家装备制造业企业负责招聘的王经理，现在对此深有体会。在无锡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的专场招聘会上，这家公司为龙门数控操作岗位的应届毕业生开出了“10-12k”的月薪，但仍然对应届生难有足够的吸引力。
这似乎并不是个案，数据也在佐证着一线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的体验。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较大转型升级压力，《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2020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麦可思研究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表明，我国高职高专毕业生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2届的29.1%下降到2017届的21.1%。
职业教育是一种与职业紧密结合的教育，其毕业生的去向对于平衡各行业劳动者数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今年5月撰文写道：要继续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一招，解决好“技工荒”、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等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
要做出改变，学校和企业的努力缺一不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对《等深线》记者表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打好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无锡职业技术学校企合作处钱晓忠处长告诉记者，校企合作的核心，在于提升学校的技术服务能力，目前欠缺的，是企业真正能够深入参与到人才培养体系中。
江苏是职教大省。苏南地区也是制造业发展高地。苏锡常都市圈的职业教育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可记者采访到的无锡最好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要么选择升学，要么由于制造业企业提供的待遇不够理想，仍在寻觅良机。
在距离这所学校22公里，无锡高新技术园区的一家机械厂里，同样是职校毕业的几名学生，用行动作出了他们的选择。
校招
6月22日下午，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正举行一场促进就业的专场招聘会。再过一周，就是2021届毕业生搬离这所职校的截止日期。或许受此影响，几十家企业的招聘人员远远超过会场内稀稀拉拉的青涩面孔，许多展位前的白色座椅久久等不到一个主动落座的学生。
“同学找工作吗？”“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或是和临近展位的“同行”互相抱怨，或是低头看手机的招聘人员们，只要看到有年轻人经过，便立即抛出橄榄枝。
一个多小时过去，无锡市优耐特石化装备有限公司还没有收到一份简历，人事负责人王经理坐不住了，起身把她锁定了很久的“猎物”从隔着一条通道的位置拦下来。是否提供住宿、实际到手工资多少是这位扎着马尾辫的大三女生最关心的问题，言语间她牢牢掌握着提问的主导权。
“我们可以这样的。”当了解到住宿是这位同学找工作的必要条件，这家公司一同前来招聘会的技术部门负责人当下作出让步，“把原本税前4000元左右的工资给你加上去，到手4000元，你再自己租房，是一样的。”
这家石化装备公司位于无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现有职工4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105人，此次招聘，他们带来了6个招聘岗位，包括机械设计工程师、检验员、生产文员等，总共10人的缺口。他们此行的任务之一是招到龙门数控操作员，这个岗位对于专业和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已经空缺很久，而机械制造、数控技术正是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传统优势专业。
龙门数控操作对应的薪资一栏写明“10-12k”，加工部门柯经理说，在这个岗位工作的应届生就能月入上万，不过是白夜班倒班制，每周单休，从业5年以上的老师傅每月能拿到一万五千元。
参加这场招聘会之前，这家公司今年的校招战绩“颗粒无收”。他们通过无锡其他职校的校招收了十几份简历，约到公司面试的有两三个人，最终没有一个人留下。
“招聘会这么多企业供他们选择，选择我们就是我们的荣幸了。”柯经理听到人事王经理这样说，憨厚地笑了笑，他看上去40来岁，一线技术工人出身，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19年，如今已经位居管理职位。
“我记得以前校招的时候，都是学生比较畏惧我们的，走来走去看一下，很想来问你，但是又不好意思来问你，来来回回的，因为他们急切地想找工作。”王经理回忆道，“但现在不一样了，市场行情变了，现在企业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了，如果说我们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去问他们，一份简历都收不到。”
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对传统制造业有很大打击。他们明显感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一个转折点，王经理用手势比划着一个急转直下的曲线，“招工难的趋势本来是慢慢往下，今年开始一下子陡下去了。打比方，我们缺检验，以前一个月基本上能招到满足需求，现在两个月都招不到一个人。”
疫情加速了依托于共享经济、灵活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崛起。《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调研显示，滴滴平台上约20.4%的专职司机由于下岗、失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41.1%来自制造业；而在疫情期间美团平台的新增骑手中，35.2%来自工厂工人。
“我们是没法跟网络公司竞争的，他们的企业性质对于职业技能好像要求也不高，收入各方面也比较好，个人时间控制上还比较自由。”柯经理坦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朱佳艺告诉记者，不算此次加场的招聘会，学校每年会在秋季和春季组织4场常规招聘会。“这次夏季招聘会里面的有大概二三十家是参加过春季招聘会的，（重复参加）那就说明公司没有招满，还是有用人需求的，基本上是制造业类的企业会多一些，有的企业订单量比较多，所以就来得比较勤。”
“长三角地区的重点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朱佳艺介绍，招聘会上的企业由政府负责遴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及人才需求情况。招聘会通常与无锡、苏州等地的人社局合办，服务于无锡和苏州的制造业企业，学校会给每个区安排30-40家展位，由人社局邀请企业。
找工作的职校学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2020届专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有33.37%的毕业生在制造业领域就业，这一比例近几年基本维持在30%左右。据朱佳艺了解，进厂的毕业生一般不是普工，不会涉及特别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基本上是在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上做技术设备维护，或者从事品控、检验等岗位。据前述报告，以机械技术学院为例，42.86%的学生从事的职位为工程技术人员。
彭凯和冯宇是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名毕业生，1999年出生，他们是来自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室友，都顺利通过了今年3月的专转本考试。
“我今天陪他来看一看，我感觉机械行业挺好找工作的。”彭凯一脸轻松姿态，9月他将就读一所本科院校，而冯宇不久前决定放弃升学直接就业。
冯宇喜欢绘图，投简历的目标集中在机械设计相关的岗位，几个月来积累的求职经历让他对行业现状颇为了解：应届生都要先从助理做起，基本上过个两三年，可以独立跟项目。
在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工作9年来，朱佳艺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在于学生对学历提升的意愿愈发强烈，2013届至今，学生转本的比例越来越大，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在明显下降。
数据支持了朱佳艺的观察。第三方专业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读本科的比例从2015届的4.7%上升到2019届的7.6%。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从1985年起开始研究职业教育，他对记者分析，职业学校的学生就业率比较高，但是就业质量普遍不高，就业质量主要是指就业后的回报，即就业的稳定程度和发展空间，比一般的本科院校毕业生，相对来讲会差一些，“但从长远来看，实际上一个人发挥得怎么样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只要他干得好，依然是会有发展潜力的。”
学历和能力，在工厂的体系中孰重孰轻？“原来是一些外资企业不太看重学历，中国的企业比较看重学历。” 储朝晖说，“现在来说，如果这个工厂确实是很重视人才，重视效能，那么肯定会更加看重职工的能力，但确实是有一些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观念和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是比较看重学历。”
记者联想到7月中旬引发关注的“名校生进入卷烟厂流水线”的话题，不可否认的是，高学历至少在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仍然是“敲门砖”的存在。
另一方面，朱佳艺发现，学生在求职中会更关注跟自身发展相关的待遇，在他们的价值观念里，会把收入和晋升空间作为选择一份工作的首要因素。
朱佳艺总结出的经验在彭凯和冯宇身上得到了印证。4月起，冯宇数次奔波于苏锡常地区，只为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他参加过学校的春季招聘会，当时投了十几家企业，面试了其中的一半，最终拿到两三家offer，但他都不满意。
冯宇一条条列举他的面试经历：有的公司工资确实不高；有一些专业不是很对口，虽说可以去做，但了解过后发现升职空间不大，后期薪资涨幅不大，“两三年之后可能也就涨到五六千的样子”；有的公司休息时间不固定，倒班很频繁，工作一个月底薪却只有3500元——这样的公司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拼死拼活地干，钱又少，搁谁也不愿意去”。
“加班是不确定因素，只说单纯的底薪，无锡这边的毕业生底薪大多在3000-4500元的区间。”冯宇对自己的期望是两三年后每月的薪资能达到8000-10000元。
如果要沉淀5-10年才能获得比较显著的待遇提升和个人成长呢？彭凯脱口而出：“可能类似于短视频的那种渠道火了，我直接辞职去干，去赚钱了”。在他眼中，年轻人赚钱的路子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待在制造业。
“5-10年太长了。”冯宇则不接受这样的假设，“如果我待在公司两三年后，我的工资就开始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五六年之后，工资已经比我刚来的时候翻了有几番，我肯定会想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纵观最近三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其中，2020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12576元，2018年和2019年较上一年分别增长16.3%和9.4%，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速放缓至6.4%。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2020年平均工资为62610元，近三年的增速分别为8.8%、8%和5.1%。
彭凯目前的计划是读完本科争取再读个研究生，如果能去到国企、政府机关搞科研才是更有价值的选择，而不是从一线工人干起，地位上不受尊重，工作随时能被取代，无论是更智能的机器还是行业外的人都让他有种危机感，他认为自己的专业优势只是上手快一点。
招聘会上石化装备公司的柯经理说，现在车间的主力军是80后，90后很少，“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肯定是断层”。管理层也以80后为主，和柯经理的轨迹相仿，扎根在一个行业十余载，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柯经理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似乎都不愿意钻心技术，都想着挣快钱。
谈及年轻一代谁来当工人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告诉记者，她发现在最近一两年“打工人”、“职场PUA”等话题讨论度高涨的背后，是人们开始反思给企业打工就是在被资本压榨，对自己没有什么意义，她把这称之为一种“劳动意义的丧失”。
“不要跟我谈奉献，不要跟我谈自愿积极、努力建设，大家共同的对于一个时代的画像感没了，图景都是个人式的。”孙萍说，“可能跟父辈不一样的点是，劳动的意义变得非常现实和社会性，比如说我要买房子，我要在大城市定居，我还要考虑子女教育。”
“在中国的语境底下，以前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孙萍向记者分析，以前是工厂和社区的条块制结构，国家的一套福利都是给你准备好的，你进了工厂，附近就有小学。但在资本化和商业化之后，政府的角色在个人生活层面不断往后退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个人是无力的，个人变得非常焦虑，劳动的目的就会变成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追求。
“学校热、企业冷是个伪命题”
职业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使命。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在校生2857.18万人；累计培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生5452万人。“十三五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在职业教育领域，李军凯创立的重庆树德科技有限公司有着多重身份，这家公司的业务既包括向职业教育院校提供咨询服务，生产车间生产出的设备还会销往高校，同时作为一些职校学生顶岗实习的场所。
6月30日，李军凯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行程，从重庆出发，到西安、郑州，再到兰州，返渝休整几天再启程去下一站。
李军凯回忆，从业十几年来他至少走过全国三分之一的职校，据他观察，职业教育在东部沿海地带开展得最好，如江苏、山东、浙江等地，这些地区发达的经济和工业水平决定了它们在职业教育的意识上也更超前，“职业教育之所以是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工业岗位的”。
李军凯以“工业互联网”这一国家战略发展新方向举例，山东、江苏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以此着力，而经济滞后的西部地区比如甘肃，现在对这一概念还很陌生。
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公布“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入选院校共计197所。江苏有20所院校入选，入选院校数量居全国第一。
2020年9月，教育部和江苏省共同“选中”苏锡常都市圈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样板。
关注苏锡常地区的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具有推广性的启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是苏锡常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高职院校，在“金平果”2021年中国高职高专院校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四。
钱晓忠向记者回忆，学校与企业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始于2006年。那一年，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即在第一批28所示范校名单之列。
在2006-2010年国家示范校建设期间，制造业企业对于生产一线的技能型人才需求十分迫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是该校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顶岗实习，是指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到专业对口的企业实习，履行岗位的全部职责。
钱晓忠将顶岗实习视作“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只不过是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学校学生的实习需求达到了暂时的统一。顶岗实习的模式实行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企业在生产淡季时没有用工需求，不愿意接收顶岗实习的学生，而很多企业提供的岗位是纯操作性质的普工，学生也不感兴趣。类似的现象被业内学者称为“剃头挑子一头热”，在全国范围内的职业院校至今仍比较普遍。
2010年起，产业开始逐步转型升级，随着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产线维护、设备调试等需要多技术复合的新生岗位。为了掌握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技术需求和人才需求，钱晓忠牵头的教师团队调研了200多家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从而以人才培养的角度来思考，学校该如何应对行业变化。
钱晓忠透露，通过调研发现，很多企业与高职院校进行深度合作的热情不高，究其根本，源于职业学校的服务能力跟不上。基于调研结果，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物联网技术应用项目组，2011年开始建设集科研、教学、实训与实际生产为一体的智能制造工程中心。2014年，一期工程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工厂落成。2020年，二期工程启动，以科研实验室为建设重点，围绕产品设计、生产、物流三方面，致力于攻关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
智能工厂的建立为这所坐落在无锡的职校带来了很多跟企业之间的合作机会，首先，学校以技术服务为切口，为有需求的企业设计转型升级的技术改造方案。例如，学校曾在几年前给常熟一家工厂做自动化仓储的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双方进而合作了第二个项目，为整个车间升级可视化管理系统。
“通过服务的过程去加强跟企业的沟通。”钱晓忠指出，在和企业对接时，如果不了解企业的具体需求，校企合作必然是流于表面和盲目的。目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每年为200多家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由此对企业的生产情况、岗位需求都很清楚，企业愿意接受服务也证明对学校的技术服务能力表示认可，双方建立了开展深度合作的前提。
“真正要把校企合作做好，核心在于一定要提升学校的技术服务能力。”他强调，只有双方都有需求，才能解决校企合作中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
“学校热、企业冷，是个伪命题。”李军凯向记者澄清，他认为，大多情况下，学校和企业没有找到合作的平衡点。“企业肯定是以盈利为目的，学校有自己的诉求点，可是学校对校企合作的认识不到位，导致对什么企业都想‘眉毛胡子一把抓’。”
在给学校做咨询辅导时，李军凯通常告知对方，要把合作的企业分为几种类型：调研时要找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以便了解全产业链的岗位需求，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想合作课程时要找科技含量高的企业，能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撑；寻找顶岗实习的单位时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对临时工的需求最强烈。
钱晓忠介绍，产业学院的建设可以视为“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是“校企双主体”体现得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产业学院实际上是把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人力资源、产业资源服务学校，学校同时也为企业做人才培养。
每一个产业学院的定位不同。以去年筹建的西门子数字化孪生技术产业学院为例，其重点在于新技术的研发、技术平台的搭建以及师资的培养，建成之后，学生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教学资源。
“西门子的技术在制造行业应用非常广泛，我们希望通过借助企业的技术力量来提升学校教师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在资源开发、教材建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会把这些新的技术引入进来。师资方面，我们近年来引进了不少青年博士，也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些技术项目上的支持。”
钱晓忠透露，在产业学院建设的经费上，学校和企业实行一比一的投入比例，企业的投入方式以产品或技术投入为主，校企共投共建。比如，学校以优惠价格采购企业的工业软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国庆曾撰文指出，在目前的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的期待似乎主要是从企业获得资金、设备的支持，而职业教育最希望通过校企合作从企业那里获得的，是企业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
在钱晓忠看来，校企合作中后续仍需加强的地方在于，企业真正能够深入参与到人才培养体系。他指出，目前，企业参与的方式更多的是提供资源，实施环节由学校老师负责。
“最关键的是我们希望实现校企人才的双向互聘，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工作，企业能把工程师派到学校给学生授课。”钱晓忠坦言，这方面目前还有一定的难度。他希望企业的优秀人才能够滚动式的、至少在学校就职半年或一年，并长期参与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标准开发等工作，通过机制创新，真正意义上实现校企人才流通、技术融通。
留在工厂的职校毕业生
为应对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打通高技能人才培育“最后一公里”，国内注塑机巨头海天塑机集团（以下简称“海天”），一家从事注塑机研发、制造、市场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海天联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于2020年6月联合创办了海天大学，这也是宁波首个校企共建的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大学。据当地媒体报道，“工人们会在海天大学习得工业机器人安调、数控机床维修调试、注塑机维保等领域的新技能。到2022年6月，该校培养的首批300多名高技能人才，将返回海天‘重新上岗’，预计3年左右，这一数字将变为每年1000名。”
2021年4月，杨晨光在工作群里看到了海天大学的招生海报，据他所知，招生是面向所有海天工人的，公司分摊一半的学费，海天大学设立后，海天不再承认通过成人自考机构获得的本科学历证书。
杨晨光是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020届的大专毕业生。6月下旬，他和海天设在无锡的分公司——无锡海天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海天）续签了3年的劳务合同，“我们宿舍加我三个同学，他们也都签了”。
在海天工作，学历提升最直接的差别是本科生和大专生每月的基本工资相差一千多元，这对杨晨光来说有不小的吸引力，但他没有报名海天大学，他给出的解释是没有空余时间学习。海外疫情持续冲击着制造业供应链，海天生产的机器则出口订单不断，企业效益好意味着加班成为员工的常态。最近，他每天工作10小时，白夜班一周轮换一次，半个月休息一天。
杨晨光出生于2000年，目前是无锡海天的一名数控机床操作工，由于每台机床的参数都不同，程序员只能按照理论值编写程序，具体的数值需要操作人员根据自己机床的实际情况修改调试。
“我已经设置好了，在我们谈话的期间，机床是一直在做的。”离开车间到办公楼几小时，杨晨光丝毫不担心。他穿着一身灰色厂服，手里攥着一沓刚签好的合同，挺直身板坐在记者对面，学生气还在。
这是杨晨光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到7月刚满一年。在这之前，他在一家生产滑轨的日企顶岗实习了10个月。杨晨光回忆，那家公司的设备“相当先进”，机床全都是日本进口的，精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硬币的反面是，操纵先进机器的工作在杨晨光看来“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程序都由工程师设置好，不需要调试，也不能私自更改，就这样，他跟着师傅学了不到一个月就出师了。
剩下的是一眼到头的日子。“每天不管做多做少，每个月都是差不多的薪资，只能靠不断地熬工龄，一年最多涨幅一两百一个月。”他显然不满足。
到了无锡海天。一个工龄十年左右的老师傅带一名新工人。车间有规定，第一个月学徒不能上手操作。后来，他慢慢学着熟悉师傅的操作流程，陆续有新机型的零件安排生产，再调试新的程序。按照师傅的速度，四五个小时就能调试完成，杨晨光刚上手时需要多一倍的时间，“因为当时不熟练，很多地方要去询问师傅，最怕出错，我们做加工行业的最忌讳撞刀、报废零件”。
7个月后，杨晨光顺利通过了理论与实操结合的单干考试，把一块零件从头到尾独立调试好，所有的数据都在公差范围内。这就算出师了。
进厂工作后，他对职业教育滞后于行业发展有了切身体会。“学校学的都是皮毛，偏理论。”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数控车高级工证书，到了企业才发现，数控车已经是好多年前就淘汰下来的，除了私人的小企业，其余的早就开始启用可以自动交换加工刀具的加工中心。
学徒期间只能领学徒补贴，出师后，杨晨光和所有正式工人一样实行计件工资制，通俗地说，多劳者多得。近来，他加班频繁，每月的到手工资稳稳超过1万元。
他耐心地向记者解释公司“复杂”的工资制度：每一块工件都有固定的工时。每人每季度更新一次绩效等级，每年评定一次技能等级（又叫年度等级），两种等级叠加后的高低决定了计算工资时的初始系数。绩效等级的考核项目繁多，比如，起始分100分，提案通过、反馈问题给予加分，工作失误、多次请假扣分。相同工序的操作工按照分数排队，等级分为abcde，a是最高等级，学徒的绩效等级统一都是e，也是最低等级。
“我是从e直接升到b1的，因为加分多。”杨晨光说，考核分数排名每个季度都会在微信群里公示，公开透明，“其实像我们这样评分也是一种激励，你会发现跟你一起进来的同学比你肯干，所以每个月工资都会比你高”。
记者发觉，无锡海天的考核制度和平台企业的游戏化管理模式有着共通之处。一位外卖员向记者展示，在骑手的APP中，骑手的等级被命名为青铜、黄金、王者等在游戏中常见的段位名称，还有“风雨无阻”“好评如潮”等各项荣誉勋章。另外，在单量、准时率、配送时长与配送里程四项指标上表现越好，被系统派到“好单”的几率也越大。“只要是有激励，有钱能推动，这工作肯定是能做下去。”外卖员说，但他同时很困惑，通常自己表现再好也决定不了系统派单的优劣。
如今，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互联网兴起后诞生的职业深受年轻人的追捧。结合国家邮政局和中研网的统计数据，我国快递和外卖行业的从业人员2019年已突破上千万。看似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但平台的算法系统和高抽成让从业者困在其中，他们实际的工作强度并不亚于蓝领工人。自由的背面还隐藏着高风险。平台多采用外包的形式雇佣员工，缺乏权益保障。
杨晨光对自己的现状还算满意，暂时不会有离开的打算：工作有五险一金，跟在外面风吹日晒比起来肯定是好的，而且入门门槛要高一点，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替代的。
“除了上班时间太固定了，其实现在车间里面还算很自由的，你把该干的活干完，机床只要在运行的情况下，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和相邻两台机床的人聊聊天。领导也不会说什么。”
另一条路
15岁那年，杨晨光几分之差错失理想的公办高中，家里人给的意见，读“有钱就能上的”民办还不如上职业高中。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上世纪90年代由职业中学演变而来，后与一所高级技工学校合并，现有多种学制，杨晨光就读的是3+2，初中毕业后入学，5年拿到大专文凭。
“（那年）中考满分530分，390分就可以去民办高中，我考了415分，当时青山跟六中的分数线是419.5分。”在他的印象中，中考后，无锡一半的学生上高中，一半上职业类学校。
高中教育阶段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中提出，力争到1990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
90年代末，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国企改革导致大规模工人下岗，百万高中生面临和下岗工人“抢饭碗”——毕业即失业的困境。1999年，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采纳了经济学家汤敏提出的高校扩招的倡议，高等教育从此走向普及化。
与此同时，高职教育也进入扩张阶段。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数量从1998年的101所，到2020年高职（专科）院校达到1468所。
随着大学不断扩招，80年代含金量极高的中专毕业生，不再享有“包分配”的待遇，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中考落榜生的归宿。“中考没过线就去上职业学校，这样就形成了‘差生上职校’的误解，中职学校更没人愿意去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曾表态。
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因而持续陷入困境，当前与高中阶段的生源“普职比大体相当”的理想目标尚有距离。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数据来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占比近年来基本维持在40%左右。
为了保障“大体相当”的普职比，各地都在控制普通高中的录取率，造成了中考普职分流的现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筠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提到，地方政府把“普高率”“重高率”作为评价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一些初中学校为了应对升学指标考核，把一些文化成绩不达标的学生动员到中职学校。
储朝晖指出，目前职业学校的招生，仅仅根据考试分数进行，“这样招进去的学生可能在职业方面未必是一个很好的苗子。”他认为应该更多考虑学生自身优势等特点。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5月针对“网传中职和普高招生比例要达到5∶5”的传言作出回应：“从学段和学校之间的资源匹配来看，不同的教育资源会存在差异，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求，来帮助孩子选择不同类型的成长路径，实现各得其所，而不是单纯用上普高还是上中职来进行比较。”
观念的转变有赖于让社会看到一个更加完善更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中国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正在拉开帷幕。
2019年，职业教育突破了本科限制。今年6月，施行了25年的职业教育法迎来了首次大修。而两年前的一份的“硬核”文件，被业界认为预告了部分重点。
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被称为“职教20条”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对职业教育的定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要求到2022年，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转设均要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变发展。这些“职业大学”的招生计划要向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倾斜，并启动“1+X证书”（即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业内专家们认可这份文件传递出的改革信号，不过他们也清醒地看到，与德国等职业教育体系非常成熟的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条路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撰文表示，国家层面已经看到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人才短缺难题，并力图通过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解决。
徐国庆认为，“职教20条”可看作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转型期具有重要承上启下意义的过渡性文件。有了明确的国家制度构建意识，但其思维模式没有实现根本转型，重点仍围绕如何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整体设计及建设投入远远不足。
至少，深耕于行业的业内人士李军凯，以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视角察觉到了转变。
“5年前，专业做我们这种（职业教育服务）类型的企业全国也不过十多家，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冷门的行业。”近年来，业内涌现了越来越多“竞争对手”，李军凯明显感到，整体上国家的职业教育是向前发展的，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社会地位都在逐步上升。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尤其是1+X制度出台以后，更多的企业愿意参与到职业教育当中来，“像华为、阿里、海尔、腾讯、徐工……行业领军企业逐步看到了职业教育发展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