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集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时间掀起观看热潮。彼时，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发展，纺织、服装、玩具制造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外来妹》中6位年轻的北方姑娘同其他汹涌南下的打工者一起，接过庞大用工市场抛出的“橄榄枝”，为我国经济注入生机与活力。
30多年后，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制造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各类制造企业星罗棋布，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受访专家表示，制造业不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劳动者的工作也不再以量取胜，制造业用工面临着日益细分、升级的需求结构与相对滞后的供给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叠加外部经济形势、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用工荒”问题进一步突显，不仅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也使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困境。
“工厂”留不住年轻人
日前，一份广东省下辖21个地级市的企业招聘信息汇总表在网上公布，表中的131家企业将招聘岗位、招聘人数、福利待遇一一列出，用工缺口最大的达到640人，涵盖普工、技工、管理人员等。陈墨（化名）在珠海供职的企业也位列其中，公司主要生产铝合金压铸件，产品供应国内，还有一部分销往欧美市场。
陈墨在公司主要负责招聘，年初定下的500人目标让他感到很有压力。接受采访前，他曾对最近的“战果”进行了一次复盘。“2月份到现在一共招了250多个人，去掉入职后7天内离职的50多人、第二个月内离职的50多人，再加上辞职的那部分原有职工，相当于忙活了两三个月，到最后只招了不到100人。”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这不令人意外，很多同行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招工节奏。
应聘者中鲜有年轻人的身影，对此“70后”的陈墨表示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仍有很多制造业岗位并不“光鲜”，劳动强度大且待遇不好、社会认可度低。“我们公司40岁以上的员工占大多数，像熔炼、剪裁、分批、下料都是很艰苦的工作，他们比较能吃苦。但很多年轻人不想再走父母进工厂的老路，第一批‘90后’也到了养家糊口的年龄，如果奔着枯燥的岗位去，说实话他们不知道哪天是出头之日。”陈墨说。
即便有年轻人应聘，也被认为是一种“临时选择”。陈墨将他们的离职高峰期总结为三个“二”，分别为入职后的第二周、第二个月和第二年，“前两个阶段离职率最高，干了两年左右离职的一般是在某方面积攒了经验，想跳出去找更好的工作。”陈墨说。
△ 5月16日，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星巴克门店前，外卖小哥到店门口收货。
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是，当新型服务业兴起时，“好工作”的内涵被不断刷新，“进厂”处在年轻人就业选择的最末端。受访专家认为，除了每年占大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更倾向于从事通信、互联网、金融等行业，诸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岗位入职门槛低、形式灵活自由且收入相对较高，也在和制造业“抢人”。
以外卖行业为例，据美团统计，2020年疫情期间的两个月内，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四成来自制造业工人。
为了留住人，陈墨所在的公司从去年开始着手改善员工福利，包括增加餐补、改善就餐环境、每月评选优秀员工、组织生日聚餐等。他认为，在用工成本升高、金属材料价格上涨、客户压价的情况下，公司没有裁员，也没有降低员工待遇，“已经算是幸运”，但他相信那些处境更为艰难的企业情况不容乐观。
涨工资被认为是留住年轻人更为直接的举措。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研究民营经济40年，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对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来说，涨工资或许短时间内能解决问题，但由于利润本身就比较微薄，再加上持续近3年的疫情冲击下许多企业仍在勉强度日，相比涨薪，生存下去是企业当前最重要的事。
“用工荒”属于结构性矛盾
有关“用工荒”的缺口难以统计出具体数字，但一项针对9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做的调查足以说明问题。去年4月，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指出，这项调查显示，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创近年来新高。另据《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急需紧缺人才目录（2020年）》发布的人才需求，制造业占据需求的主导地位，用工需求超过总需求人数的一半（61.93%）。
以往具有季节性、临时性特征的“用工荒”，当前为何更为频繁地戳中中小企业的“痛点”？
周德文认为，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疫情的持续影响，制造企业订单时多时少，陷入停摆时一些必要的支出并没有减少，为了降低成本，招工和裁员的变数相应也越来越大，导致就业岗位不够稳定，再加上疫情下员工复工防疫、交通等成本的增加，更加削弱了劳动力就业意愿。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技术性工人紧缺与普通工人紧缺同时存在。根据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的职业排行显示，100个职业中有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24个属于专业技术人员。
记者在前述广东省招聘信息汇总表中也注意到，多数公司都对技术性岗位有需求，有的只招技工，开出的月薪均在万元以上，是普工的两到三倍。“比方说有些岗位要调校准度，有些要检测复合材料的性能，在我们公司这些就属于技工类。”陈墨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技工占比超过20%，虽然目前尚不缺人，但也在长期招聘之列。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评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健奇看来，制造业“用工荒”属于结构性矛盾。“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兴制造业不断成长。在数字技术和各行各业制造技术充分融合的大背景下，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和素质有了更高、更细的要求，但就业供给体系升级相对滞后。”
她认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和培训体系形成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式发展阶段，需要系统性优化升级，但目前还处于探索期，距离满足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需求还需较长时间；二是劳工评价体系倾向于高学历的白领，不利于吸引工匠型、操作型的制造业蓝领，需要整体扭转。
△ “共享员工”为急需用工的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图为一名“共享员工”在空调流水线上进行组件辅助安装。
企业已经就应对“用工荒”探索出了一些路径，比如请政府部门去外地做代理招聘，或者利用灵活就业服务平台进行共享用工、业务外包等。但疫情之下，陈墨所在的公司也在控制劳务工占比，“主要是为了减轻防疫压力和潜在的用工纠纷，但目前还是比较多，有200多位，占到了20%左右。”陈墨说。
周德文认为，放眼长远，不能仅期待和呼吁就业者改变观念，缓解“用工荒”要触及根本。比如加快城市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特别在规划工业发展园区时应充分考虑建设新城区，采用政府投资、政企联合投资或吸收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建设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作为“民工公寓”“新市民公寓”，解决医疗、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让员工真正在工作地有归属感。
职业教育要融入市场
我国迈向制造强国所需要的庞大技术工人队伍，很大程度上要靠职业教育供给。
正值毕业季，陈墨的校园招聘计划被疫情打乱，5月初联系的4家大专院校都婉言谢绝企业进入校园，统一改成线上招聘。“线上招聘的效果比不上面对面交流，首先我们不能像在线下那样随时解答学生疑虑，再有就是企业都集中在同一个平台上，几番对比下来学生也很难挑选。”陈墨说。
他还记得，往年，就业指导老师把几十上百个专业比较对口的学生集中在一间大教室里，企业去做宣讲，“基本上可以收到80%左右的简历，至少有40%以上的学生是有意向的。”陈墨认为，抛开最终的入职率不说，职业院校一直是员工补给的稳定来源，尤其是学校也希望提高就业率。
周健奇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除了出台短期的激励性政策，鼓励就业群体加入制造业，还要从长期角度考虑，改革我国教育培训和就业评价体系，推进相关法律的制度性改革，“这也应成为优化制造业企业营商环境的内涵”。
5月1日起，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职业教育法时隔26年的首次修订，最大亮点之一是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从1985年起开始研究职业教育，他对《中国报道》记者坦言，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目前有了很大提升，但职业教育与用工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整体上没有过关”，主要表现为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仍比较多。例如，学校设置什么专业由行政部门拍板，市场的用工需求很难直接反馈进去，导致随着用工需求的多样化、精细化，学生掌握的技能等逐渐与市场脱节。
“包括一些高技能人才，并不是说从学校出来后就成了高级人才，而是需要多年的磨炼。”储朝晖表示，职业学校的学生就业率一般较高，但就业质量普遍不高，因此毕业后短时间内就换工作是很常见的现象，“他们没有在专业领域里长期发展，就不太可能成为技能型人才”。
在储朝晖看来，产教融合的两端是性质和运作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更好实施校企合作，要么转变职业学校的办学体制机制，要么使职业学校充分融入市场。
他还提醒，在解决“用工荒”问题上，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值不要太高，“职业教育更多起到专业的联合或者衔接作用。就业的源头还在于有正常的需求，比方说产业发展是正常的、兴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