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中旬至11月下旬，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在瑞士、德国、法国等15个国家分散举办。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已在多个项目上获得多枚金牌，态势喜人：李德鑫在家具制作项目上，获得了中国首枚金牌；邵茹鹏在精细木工项目获得金牌。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周楚杰，在数控铣项目获得金牌。
截至2021年底，全国技能型劳动者总量2亿人，占7.5亿就业人员的26%。其中高技能人才6000万人，占技能型劳动者30%。这部分人才中，高级技师300万人，技师1000万人，高级技工4700万人。可以说，虽然中国选手能够在世界赛场争金夺银，但高级技工仍有较大缺口。
在这里，有必要看一下德日两国职业教育的历史，理解不同发展阶段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获得启发。
18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获胜后，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讲台上决定的”，指的是1763年颁布世界上首部《普通义务教育法》。在政府推动下，到1900年，德国有工业学校1070所、在校生152900人，农村开办各类技能培训学校两千余所。德国的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工程技术教育，在欧洲全面领先。
当时德国的崛起，确都植根于19世纪下半叶的技工型教育体制，以最短时间和最高效率，培养出大量有一定技能的产业工人。不过到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如日本从1977年发布《学习指导要领》推行“宽松教育”，减少学生学习内容与授课时间，企图通过“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解决以往“灌输教育”问题，结果导致几十年后日本学生的能力大幅下降。
日本在1977教改后20年到1990年代后期，“日本制造”仍风靡全球，那时我国商超里的高端电器多为日货。再其后二十多年，“日造”式微主要原因：随着日人收入提高，越来越多“平成、令和”青年不愿再进入薪资有限、较辛苦的制造业。
其实，德国目前情况也一样。目前德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约3000欧元。如果给他们增加到月薪1万欧元，是否愿意996？受访的德国工人全都说No，因自己只活一辈子，除工作之外，还需要生活、家人、快乐、幸福，还有工人说即便给2万欧元月薪，也不加班。
这不是技能教育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西方青年人的生活观发生了变化，他们根本就不想进工厂。这不仅是德、日两国的问题，而是人均收入达到4万美元/年的高收入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几乎都将逐步失去传统制造业。
高收入社会的制造业外流，会造成被动局面：譬如2022年俄乌冲突，面对大量军火需求，曾经的制造业强国德意志却拿不出产能，结果大订单被韩国抢走，甚至巴基斯坦的生产线都忙得不亦乐乎。原因很简单：巴基斯坦的产业工人，月薪不到德国工人的10%，且没有劳动法阻碍、可以加班加点赶订单。
韩国能快速释放产能，是因其发展时间比日本滞后几十年，刚刚触碰到人均收入3.5万美元/年的线，其民众还有努力挣钱的新鲜劲儿，拿到订单能安排紧急加班增产，这就是经济学“后发优势”观点。
中国的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年不久，而制造业薪资更低些。因此，在制造业方面成本优势很大，职业教育、技能教育还有相当潜力可挖。而高级技工缺口，也使制造业技工的就业前途、薪资提升潜力仍有相当的增长空间、相当长的增长时间。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并获奖的中国选手，多为广东的技校学员。原因就是广东的民营制造业发达，学好技术、练好本领，毕业就能找到工作、挣到高薪。这就是职业技能教育与产业配套的典型例证，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需要当地产业配套，提供广泛与持久的就业前景。
再发展20年后，当社会达到3万-4万美元/年高收入，则需要考虑在AI时代，自己怎样不至于沦为尤瓦尔·赫拉利说的“无用者”？在沦为“无用者”后怎样继续生活？
关于“AI背景下的人口红利”讨论，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崛起，很可能是人类最后的“人口红利”，而印度和南亚则没这么好的命运。当南亚次大陆（含印、巴、孟）在20年后人口超过20亿时，需要约11亿以上就业岗位，而那时AI还会不会给他们机会，还很难说。到那时，再好的职业教育、技能教育也未必能帮上他/她们的忙。
对中国而言，要抓住未来20年的制造业机会，充分挖掘当下的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潜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