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在深圳举行，论坛主题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中的深圳”，各位大咖济济一堂，为深圳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大问题献策献力。
一个危险信号，制造业流向海外的趋势正在发生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强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不断提升，就不会有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服务业，如此，经济成果的分享就会变成一纸空言。“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会，深圳应该重新打造高端的制造业，利用更高的规模经济”。
蔡昉在分析制造业发展时，提到了“雁阵模型”，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他分析称，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可以依次转换。“过去，日本曾经是东亚甚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中心逐渐转向‘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进一步转到了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而深圳在这个雁阵模型中完整的演绎了这个模型的变化”。
但他也提到，深圳在2004年出现人工荒，随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
此外，蔡昉还提到了规模经济效应，即制造业在选择布局时，会考虑地理位置、交通设施条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金融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最早并没有布局在劳动力最丰富的中部地区，反而是沿海地区的原因。
但蔡昉指出，根据测算，在1998年-2008年的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布局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比较优势效应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十年里面提高了80%。而规模经济效应的决定作用在下降，下降了46.5%。
蔡昉提出，虽然比较优势的效应越来越强，但不只沿海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制造业留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轻、人力资源更丰富、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周边国家甚至非洲。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发生，如果这个趋势发生，是比较危险的”，蔡昉强调。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通常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很高的时候，如美国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日本接近19000美元时，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顶点再下降。
而像拉美等地区，在人均六七八千美元的时候，农业比重还比较高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比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拉美国家还早，我们在大概3000美元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到现在仍然在下降之中，而到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个过程应该治理”，蔡昉提出。
蔡昉还提出了经济的“飞龙模型”。“飞龙模型”的两翼，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他认为，深圳在这两翼上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法比的，“深圳有特殊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了一个最好的、最高端的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同时深圳又依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中国在长期内还有丰富的劳动资源，这是一个资源禀赋，利用资源禀赋就是经济规律，而不利用资源禀赋就意味着对规律的违背，也就会遭到惩罚，形成了前面所讲的高收入陷阱的现象”。
深圳不仅是出几个华为，要谋划科技创新新体系
今天深圳新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定位是对深圳的重大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深圳以前的定位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作为试验区，可以先行先试，试错了可以改，作为先行示范区，就不仅要自己跑的快，而且还要带着其他城市、其他地区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错，如果你把人家带岔路了，这是影响全局的，所以说这个定位的重大提升，深圳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它叫先行示范，很多问题就必须带有前瞻性。”
隆国强提出三方面问题。
前瞻性全面谋划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城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体，今天绝大部分是属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我们讲叫千城一面，长的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是大高楼。”他表示，现在我们面临进入信息化时代，深圳要面向信息化时代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不是复制一个纽约一个伦敦。“我们的城市不应该再复制工业化时代，必须面向未来，所以说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城市是一个技术进步的综合体，作为一个先行示范区，怎么能够前瞻性的看到这种变化，是否前瞻性进行谋划。”
要前瞻性谋划科学技术创新的新型体系。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方面在传统领域赶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那些关键技术领域和新兴经济体的差距还很明显。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有很多是前沿的，不可能说还停留在追赶，要把握新技术革命。“不仅仅是出几个华为，出几个创新，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格局下，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正在改变，好好的做一些探索。”
探索信息化时代对数字经济的规制和规范。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双刃剑，信息技术也是双刃剑，大大提高运行效率，但带来了很多挑战。比如，个人隐私的安全问题，很多伦理问题。
“当前我们看到数字经济，你说不让它发生流动，肯定会影响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怎么让它既流动，又保证安全，这就需要创新的监管，在管得住、管得好的前提下让它尽可能的流动起来，所以它既是一个规制的创新，又是一个国际规则的博弈。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景，我觉得深圳，特别前海还是试验区，要在数字经济的规制、规则方面做一些探讨”，他说。
希望企业设立法人交税，解决企业财务低的问题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顾问、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提出，我国税收制度对于集团公司的纳税有缺陷，与西方国家相比，加重了集团公司的税收负担，降低其财务效率。
许善达分析称，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分税制，企业只有在当地交税，才能算做给当地政府做贡献，要是集中交税，当地政府就拿不到税款，当地政府部门也不会同意此种做法。“各地政府都让这个分支机构变成一个法人，在我这儿交税，在我这儿核算，至于你总体上效率高低跟我这个地方政府没关系，你爱高爱低，只要保证我的利益”。
但如果制造业集团不能集中纳税，而是各个子公司的法人，各自核算的话，财务效率就会很低，“这个企业盈利，那个企业亏损，要是分别缴税，是不能对冲的”。
因此就造成一种局面，比起发达国家，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财务效率很低。“在同样的税制、同样的金融制度情况下，税收负担和财务成本都会高出发达国家很高的一块”。
----------------------------------
本文系《中国企业报》综合报道。编辑：米果。
本平台尊重文章原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原著版权，如您对我们的文章存在异议，欢迎后台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回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