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仓促倒闭、老板不知去向、讨薪引发的堵路围攻、火车站广场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是近几个月中国制造业呈现给世界的一幅斑斓而突兀的风情画。当“全世界都在用中国货”的荣耀方兴未艾，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却猝不及防地陷入了危机。
和美国的虚拟经济危机不同，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中国制造”附加值不高的痼疾，终于在金融危机的逼迫下造成了大量企业的死亡。
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在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踏步地回归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似乎成了各级政府“保增长”的本能选择。但是，固守产业链低端，并不能确保“中国制造”的长治久安。津津乐道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因而产生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幻觉，正是中国制造未来最大的危机。
普通的鞋子、衣服并不是制造业的全部，如何既会造鞋子，又能造大飞机和精密机床，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日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一个有未来的中国发展战略一定是一个“高低结合”的经济战略和社会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而这样一个战略怎样设计，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但是革新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营造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社会环境；扩大内需，创造能让普通人从中受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
10月7日，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绍兴“浙江江龙控股集团”轰然倒塌，董事长陶寿龙携妻逃亡。10月11日，浙江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亚洲最大的PTA供应商——“浙江华联三鑫集团”停产，濒临破产。数天之内，两家绍兴当地“龙头企业”相继“挂号”，一度引发当地纺织业私营企业主们的恐慌。
这究竟是一个区域性、产业性的调整，是一个地区旧有发展模式和产业基础的洗牌与蝶变，还是一场全面危机的先兆？一时间，人们莫衷一是。继续前行的绍兴纺织业，面临政府角色、产业链利益调整与品牌经营的三重考验。
吃“激素”长大的企业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如今，这里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纺织中心，国产布料绍兴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这个纺织基地基本上分布在绍兴市辖下的绍兴县，这里西临杭州，30分钟即到萧山机场，东接服装大市宁波。绍兴县70%的GDP来自纺织业，正是纺织业让绍兴县成为中国百强县第八名。
上述两家停产企业都是绍兴县的企业，11月7日，在获得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在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注资9亿元和6亿元后，华联三鑫被重新扶起复产，告别破产危机。江龙控股则因为22.17亿元庞大负债，至今重组未果。
相继停产的还有金雄轻纺集团和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两家私营企业。绍兴县政府第一时间做出了“保”4家大企业的决定，县里领导与各家银行积极走访周边省市两级各家银行，为企业寻求应急资金。10月13日，县委县政府更召开银行行长会议，做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当地政府还帮江龙支付职工工资。采访期间，记者听到不少企业主对这一做法的质疑。
问题爆发前，两家企业都是当地政界和金融界的宠儿，它们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张规模，转眼间就做成当地乃至全国之最。一位绍兴企业主风趣地对记者说：“它们是吃激素长大的。”在“做大做强”的指导思想下，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等政策倾斜，为包括这两家企业在内的一些大型民企“打激素”，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它们打造成“航母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