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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3-30 来源:今日头条 浏览次数:406

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和随之不断变化的局势,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公共危机,除了资本市场已深受影响外,还有一个行业,在这次疫情中也受到了不小的波动,它就是——中国制造业。

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制造业一边是展现中国速度、汽车厂变身口罩厂的神操作,一边因为是因为产量迟迟不能完全恢复,导致外资工厂加速迁离、成本上涨和工期不确定造成了订单流失。

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据报道,虽然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复工率已达90%以上,但真正有活干的却很少,特别是主要做出口的产业,受国外疫情影响难以接到订单。

如果有一个词能形容中国制造业目前的境遇,那一定是压力,巨大的压力。

但压力的背后,也往往孕育着机会。





汽车厂如何秒变口罩厂?

因为疫情,口罩一时间成为了紧俏货,面对巨大的缺口,很多工厂都摇身变成口罩厂马上投入生产。生产国产神车五菱宏光的上汽五菱,不仅制造五菱牌口罩,还更进一步,自主研发生产了口罩机。

为什么汽车厂、纸尿裤厂、手机代工厂、鞋厂......这些一个个看似不相关的工厂,都能在短短数天内转产口罩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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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菱牌口罩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个小例子。

在疫情前,全球口罩产量是4000万只,其中中国产量2000万只,韩国1000万只,日本500万只,剩下的其他国家占500万只。

疫情一来,因为正值春节,中国的大部分工厂都停摆了,面对需求暴增,按常理,韩国和日本的口罩工厂应该加速生产口罩,但实际上,韩国日本的口罩的产量也迟迟上不来。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口罩所需的鼻梁条都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生产,一旦没有鼻梁条,根本无法生产出完整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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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卡鼻子”的小玩意,几乎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鼻梁条不就是一根金属条,这么简单的东西,韩国日本自己产不就行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鼻梁条实在是太简单太便宜了。

做生意嘛,背后的逻辑是要么卖高价赚利润,要么走量薄利多销,鼻梁条显然是后者。而一旦说到走量,就得依靠市场规模,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和中国PK市场规模呢?

因此,中国的鼻梁条厂家就能把价格压得极低,市场竞争力强悍,日本韩国来做鼻梁条是根本赚不到钱的,自然而然他们也就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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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庞大的规模,打造出了超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于是产生了一种“成本黑洞”效应,也就是说,那些极为基础的零配件,别的国家不一定有,但在中国不仅有,而且肯定是最便宜的。

口罩,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产品,但生产一只口罩,从最上游的石油、到分离出来的聚丙烯、到纺粘布、熔喷布、到鼻梁条和耳带、到杀菌间,中间涉及到的产业链有数十条,还需要有物流、厂房、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支持。

一只小小的口罩,背后简直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从口罩生产的上游到下游,在中国,这条供应链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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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全产业链网络做支撑,就能回答上面的问题,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几乎什么样的厂家都能在一夜之间变身口罩厂,使得口罩的产能短时间暴增到每天超过1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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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海外口罩订单也纷至沓来





中国制造业转移?其实是个伪命题

关于中国制造业转移的讨论一直都有。比如,三星关闭了中国工厂,搬到了越南、苹果10亿美金在印度建厂......再加上媒体报道,给人感觉是不少跨国公司都渐渐把供应链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疫情发生后,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担心,中国将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企业会加速将工厂迁移到海外。

美国商务部长甚至放话:中国疫情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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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几年,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大规模向海外(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或印度)迁移?中国制造的地位是否已然不保?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在2019 年,施展及其团队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参观了当地的工业园区、中国商会,拜访了当地的企业家、基层官员、学者,也请教了越南的经济学家。

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溢出》、《枢纽》作者

在施展看来,中国制造业转移其实是个伪命题,部分制造业在东南亚国家建厂,是溢出而非转移。

首先,必须要承认,确实有一部分产能流向了别国。但这小部分工厂的转移,不是最近这两年,更不是疫情期间才开始,其实很早就这么做了。

因为上游的很多品牌商,不想太依赖单一工厂,通俗来讲,就是不想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个转移是个长期的过程和布局,本质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率、降低风险的合理战略。

当然,经过这次的疫情,可能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意识到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的风险,多国布局才能分散风险,因此接下来转移或新增代工厂到其他国家也实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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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

这是中国制造将面临的现实问题,不过影响也未必有多大。

因为能转出去的也就是一、二级承包商,越往下就越难转出去,越往下分工就越专门化,越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的协同性需求,除非整个网络都转出去。

现在有能承接从中国整个网络都转移的国家吗?这几年异军突起,被大家看好的越南行不行呢?

美国在2019第一季度从越南的进口同比飙升40%,同时,越南的GDP实现了7.9%的增长。

此外,越南人口红利充足、劳动力便宜,有港口、关税也低,看起来似乎是个建厂、做贸易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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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深入一些去看,就会发现,越南依然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市场。这意味着,“越南制造”的大部分原材料不是本地生产,而是要从中国运过去。

比如,在越南生产一张沙发,90%的皮革材料来自江苏,80%的海绵来自中国;生产家具时所用的夹板,90%以上来自山东临沂;与家具配套的五金,60%的铁从中国进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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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越南产业链无法自给自足,在疫情期间,大部分工厂面辅料库存都仅够生产1月,而此前由于原材料库存不足,越南已经有1.62万家工厂暂停营业。

那为什么越南自己不生产原材料?

因为它没有原材料生产的诸如冶金、钢铁、化学、材料、能源等重工业体系。重工业体系投资高、利润低,回报周期非常长,如果不是通过国家机器不计成本地投入和扶持,很难发展起来。

从微观上看,越南的劳动力市场也跟中国有很大不同。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大量农民工从内陆省份来到沿海地区打工。而越南人一般都习惯在老家附近找工作,很少有人跨省到外地打工的。另外,跟中国人相比,越南人对加薪和升职也并不是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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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在越南的工厂

越南虽然有人口红利,但人力资源依然成问题,因为没有高素质的工人,越南工人产能太低。

因此,虽然制造业似乎蔚然成风,但从人口、经济、高质量基础设施、优秀工程师的规模,以及每年培养合格大学生与熟练工人的规模,越南与中国相比,都有着悬殊的差距。

有些公司因为越南工人素质和生产效率不如中国工人,搬过去以后又搬回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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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到“越南有可能会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吗?”

越南河内下属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Felix回应得很坚决:

“这不可能!越南的规模太小了。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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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越南制造业的兴旺,不是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迁移,只是中国制造业的对外扩散,或者叫“溢出”。

也就是中国把供应链中的一部分组装环节,“外包”给了越南,把国内的空间留给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无以伦比的供应链体系,撑起中国制造

说到中国的供应链或者产业链,其实不叫链,叫网络应该更确切。只有真正理解这个网络,才能理解中国制造。

网络,顾名思义,就是一张大网,上面有多个“节点”,纵横交错,盘根错节。

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强大,不仅在于规模大、种类全、物流快,更在于中国的很多优秀供应商企业,可以用世界上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极高质量的零部件和半成品——这些“中间品”不仅国内够用,还可以输出到全世界。

今天,全球贸易中70%以上都是半成品零部件。

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中国,有很多我们可能没听说过,却在特定领域里牛气冲天的小镇。

这些小镇往往是某个产品或者某个产业在全国甚至全球的生产基地,他们都是中国供应链网络上一个个节点,千百个节点环环相扣,像乐高积木一样搭成一张网,在网络中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共同撑起中国供应链的巨大网络。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近1/3 的吉他;

-全世界将近1/3、全国将近一半的泳衣,都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

-浙江省衢州的江山市,生产了全国1/3的羽毛球,并供给全世界;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85%、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卷尺;

-深圳市大芬油画村生产了全国70% 以上、全球40% 以上的装饰用油画;

-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70% 的打火机……

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有太多东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也许你会质疑,上面列的这些都是低技术产品,没啥了不起。但想过吗,在淘宝上花3、4元就能买到5米长的钢卷尺,去除掉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大体上不超过1元。

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在支撑,拥有极其强大的上下游配套能力,才能彼此精细分工、环环相扣做出成品。

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也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

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尤其是在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已经不那么具备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行业仍然保有了超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在中国,苹果的供应链几乎都在 24 小时车程之内;但是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很多零配件还依赖几千公里外从中国运过来。因此,富士康虽然积极在海外建厂,但是75%的产能依旧在内地。

复工后迎来退单潮,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

这种强大的竞争力,反映出的是整个体系的力量。

而要把整个这样的供应链体系转出去,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体量可以承接。

因此施展说:

“海外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

把一个工厂转走,不是一件难事,但把一个生态都转走,绝非易事。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他国家并不因此获得能力来承接中国的制造业网络生态。

其实从长远来看,中国制造想要“往上走”,攀升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将部分人力成本高、利润却低微的生产环节转移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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