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晚，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做客由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姚长盛主持的《长盛时间》，共同探讨全球财经热点话题。
为什么害怕钱流入房地产？
魏建国：“六保”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做“稳就业”，我们确实要把疫情中的民生问题提出来，如果钱全部流入到房地产，可能会又来一次房地产的大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担心，而是一种防止，更需要我们用精细化的方针，瞄准资金是不是通过这种渠道进入了房地产。
房地产我把它比作“磁铁”，中国现在正在进入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这时仍然放大“磁铁效应”，让它尽量吸钱吸血，吸各种市场要素，这对我国整体高水平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整体方针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徐林：关于有报道称的深圳房抵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如果深圳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值得好好调查一下。我主张房地产相关的调控，无论是行政管制、限价还是银行贷款管制，都应该要更精细，更合理，不要因为过于粗糙的操作把很多正常房地产需求都遏制住，这对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对扩大内需都是不利的。
我觉得可能要仔细判断一下为什么有些企业拿到银行贷款后不去做实体，不去投主业或本业。深圳的企业外向度比较高，很多做外贸的企业订单已经损失，拿着贷款再投他原来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把钱砸了。这时对他来说比较合理的选择是投一个还能挣到钱的领域。在深圳，房地产永远是被看好的，可能有的企业有这样的动机。对监管部门来说，调查这件事的时候确实应该好好调查一下企业的需求和它所处的特殊环境，搞清楚它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到底是什么，这样才可以使政府政策真正用在我们想要达到的政策目的上。
姚长盛：导致房地产过热、价格高企有土地的原因，有需求不平衡的原因，有炒作需求过旺不合理引导的原因，我们过去采用了很多措施，实在很难控制，一轮一轮往上涨，最后不得不采取行政化手段，先把它摁住。但摁的过程中最终要回归到市场，中央也刚出了文件，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配置，今后配置是要走向市场化道路，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根子上来。
比如说我们对城市住宅建设用地的供给，有学者做过研究，认为不够合理，商品住宅供地的比例，在一些特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相比别的国家是偏低的，这样住宅土地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价格就会炒得很高，土地的价格很高，房子的价格就会高。
对于过旺的炒作性需求，我觉得也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比如，可以规定，购买的房子如果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再次交易，如果挣了很多钱，可以征收很高的增值税。
外贸企业如何撑下去？
魏建国：根据2003年时非典的经验，我们有两个措施，一个是抱团取暖，订单来了大家用，确保有订单。没有订单的时候采用第二个方案，能不能适度转向内销。现在是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最好的时机。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你花了400块钱到饭店吃饭，最后你吃的那些菜并不是你需要的，那不是你没有需求，是供给不行。为什么供给不行？因为没有达到比较高效的、有效的供给。现在，我们大部分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供给，我们要进行改革，把隐藏在私域的中产阶级和农村地区广大的消费能力提升起来，如果提升了这部分消费，企业在渡过难关时兼顾内贸的消费，同时也等待时机，等待外贸订单的到来，我相信渡过严寒不成问题。
徐林：实体部门对银行一般都没有太好的评价，觉得我费了半天劲最后都在给银行挣钱，替银行打工，这有一定道理，跟那些相对经营比较困难的实体部门来说，银行的盈利水平可能是比较高的。我相信银行在进一步改善服务效率，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其实还是有进一步让利的空间去给实体经济让利，所以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融部门在提供支持性贷款的时候，实际上也在降低贷款的利率，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
如何看待全球化？
姚长盛：全球化走到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受益的大国接下来应该怎样做，其实在今天是考验智慧的一件事情，一旦在这上面的智慧不够，就会出现硬摩擦，我们希望有更多智慧的方式来解决，既是有和别人共赢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魏建国：WTO有一些问题，但要全盘否定WTO，实际上是不可取的。中国在其他国家眼里确实看起来发展很快，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中国要有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应该更好地帮助全球。
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在整体发展中能促进全球整体经济、贸易、民生，我们都可以采取共商的措施，大家坐下来平心气和的谈判，共同建立规则和制度，然后共享这种制度。疫情过后中国的改革力度会比以往更大，而且改革的深度也更强。
疫情过后整个生产要素要发生大的改变，整个供应链和服务链会从原来的西方往东方移。
首先是制造业可能往东移。现在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亚洲可能会出现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全球原来三大中心，欧美、中日韩、东南亚，以后会向亚洲进行转移；第二，整个服务业和时尚业会向亚洲集中；第三是人才；最后是资金会整体东移。
徐林：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越来越不满意现有的全球化格局和模式。
首先我注意到它们对WTO的规则已经产生了一些不满，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提法甚至也产生了怀疑，我注意到几年前在德国G20峰会的时候，最后的宣言并没有接受中国当时提出的要捍卫自由贸易的体制，他们用了一个“公平贸易”，含义就是在公平竞争机制之上的一种自由贸易，这和原来有所不同。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全球化的担忧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个人对全球化并不悲观，我相信只要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主要的经济体，依然坚持自由贸易和投资，坚持公平竞争基础上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只要是市场化配置资源，全球化的格局依然会继续往前发展，但确实，我们可能未来面临的所要基于的自由贸易规则和现在WTO的规则一定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
中国在积极参与并合理引导未来全球化走向的时候，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未来的规则应该做哪些合理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对未来国内体制改革会提出什么要求，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这些都是我们要以长远眼光看待的问题，如果没有长远眼光看待，可能很难适应疫情过后外部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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