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给大家发过一篇文章，对什么是经济康波周期做过简单介绍。“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康波周期论

早在2018年12月，东吴证券的首席分析师李勇在一份研报中作出预判——2020年的一季度或二季度经济会发生衰退。如今一语成谶，是巧合，还是必然？

凤凰网财经《康主编》栏目日前与这位两年前预言危机的分析师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我们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要点，详情大家可以去搜搜。

要点解析

1。2018年，衰退就已经注定。美债收益率倒挂，预示了衰退的到来。

2。我们处于可以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黄昏期的时代。正如100年前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一样，当前凯恩斯主义从诞生到迟暮，历经100年风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节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3。贫富差距的拉大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资方企业背后是家族信托，或者各种被包装后的个人财富，他们的外部选择多，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不愿意分配更多利润给劳方工人。

4。传统资本家同劳动者的劳资对立，正在被不同地区的劳动者间的对立所取代，劳动者/资本家的议价能力之比在迅速下降，而这带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

下边是几点重要内容的详细解析

黄金还是好的投资产品吗？

在本次危机中，黄金也跟随市场暴跌，一度丧失避险功能，未来黄金还是一个好的投资产品吗？

现金为王的理念一度支配市场，导致黄金在市场流动性收紧时随其他避险投资品包括投资级债券在内一起被抛售。

但是，从长远看，黄金仍有三个利好因素：

一是美联储宣布无限量QE，全球放水，信用货币购买力或被稀释；

二是美元未见顶，不一定意味着黄金见顶，2018年以后美元同黄金的相关系数在0.38，而2014-2018年相关系数是-0.39，负相关关系在近两年出现的脱钩的迹象，内在逻辑是安全资产供需失衡。

贫富差距拉大

贫富差距为什么会拉大？

博弈论中有一个议价模型，具体分为很多类别，但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外部选择（outside option）是决定双发议价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什么是外部选择呢？就是说一方假如放弃谈判，离开谈判桌后能得到的最大的补偿。

我们回到劳资双方的问题上来。资方企业即使离开谈判桌，他还可以雇佣中国的工程师，到越南建新的工厂，雇佣劳工，他的选项很多；而劳方工人们则不同，他们没有别的太多的选择，尤其是劳方中的最底层的工人们，谈判时候就会非常被动，议价能力比较低。

贫富差距的拉大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资方企业背后是家族信托，或者各种被包装后的个人财富，他们的外部选择多，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不愿意分配更多利润给劳方工人们；本质上来看，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的结果，政府必须发挥再分配的作用，维持社会贫富差距在合理区间，维持社会稳定。

劳资对立变成不同地区劳动者的对立

传统资本家同劳动者的劳资对立，正在被不同地区的劳动者间的对立所取代，劳动者/资本家的议价能力之比在迅速下降，而这带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

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劳动者之间会产生矛盾？一个日本工厂的工人怎么会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国工厂的工人对立？

不同地区的劳动者间的矛盾，主要来自于伴随交通成本，远程通信成本的下降，一个日本工厂的工人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国工厂的工人，变成了相互之间的替代要素（substitutes）。也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既可以雇佣日本工人，也可以雇佣美国工人，各国的工人们其实是在抢夺看起来是有限的工作机会，相当于同业竞争，自然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对立。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这就像你无法在不规划城镇基建，就想实现城镇化一样，我们的制度“基建”是落后于时代的。本次疫情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了。

未来全球化的发展结果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去全球化”，减少中间产品、生产要素（包括人口、资本、知识）的跨国境移动，跨国企业解体为以东道国为边界划分的不同法人主体，遵守东道国法的新“自给自足”后全球化经济形态。

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改良当前的全球化治理格局，完善制度“基建”，这需要G20发挥更大的作用。涉及资本、经常账户的再平衡，货币政策进一步统筹而不是各自为政等一系列方面的问题。

这条路有两个问题：（1）国界划分一般存在着偶然性，以及经济不合理性，不支持高效率的市场经济资源分配模式；企业边界划分更加注重信息自下而上的反馈，更注重效率而忽略政治实体的差异；（2）这会导致资源错配，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现代财政体系将首当其冲，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能承受这样的代价。

整体来看，完善制度“基建”的道路将会是曲折的，“逆流”会反复出现，全球产业链也确实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应该用更长期的视角，来积极地去理解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