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过剩——出清”这一经济现象呈现更激烈态势；更严峻的是，中国实在太非典，“过剩——出清”注定以更复杂的形式全面铺开。
受全球疫情影响，汽车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2019年全国汽车产销量为2500多万辆，而全国汽车总产能是3500万辆左右，过剩约1000万辆产能。汽车销售持续下滑，让产能过剩问题更加逼仄。乘联会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1-4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444.5万辆，零售累计同比下降32.7%。
钢铁行业受国外疫情影响，订单剧减。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出口钢材1429万吨，同比下降16.0%。而2019年中国钢铁出口月均值为536万吨，照此计算，一季度钢铁出口量同比下降11.1%。出口大幅度下降使得钢铁行业早已过剩的产能压力进一步被放大。
4月，工信部强调，继续抓好水泥化解产能过剩工作，严禁新上扩大产能项目，严格执行产能减量置换政策，确保总产能只减不增。
事实上，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就如影随形，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隐形“炸弹”。
01
六大过剩
当下前所未有的大过剩正渗透到方方面面，形成新过剩表现。仅从产能角度就有：①从商品过剩到商店过剩。②从生产过剩到办公过剩。
而产能过剩也进一步演化。
③从产能过剩到分配过剩。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如美国大萧条时期资本家宁愿将牛奶倒掉也不分给饥肠辘辘的穷人，产能过剩也引爆资源分配问题。
据《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指数在2018年越过了“破坏拐点”。
④从供给过剩到消费过剩。
丰沛的物质供给向消费者提供了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从曾经80后的“月光”到今天90后的“万事皆可贷”，消费一代比一代更疯狂，香港汇丰银行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90后一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达到惊人的1850%。更为严峻的是，货币过剩、资本过剩又有了新表现。
⑤从货币过剩到调控过剩。
在一定意义上，金融危机根本上是资本过剩条件下过度投机的必然结果，但不料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依赖于货币宽松带来的经济短期提振，饮鸩止渴，对货币过剩火上浇油。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3年）时，全球M2的总量为3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时，M2的总量翻了21倍多，为63.98万亿美元；而到2018年，全球M2总量突破100万亿美元，较10年前涨了近66%。
⑥从资本过剩到模式过剩。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商业模式的同质化，无论是在传统行业，还是新兴领域，但凡一种商业模式冒头，便有千万家企业蜂拥而上、复制粘贴，共享单车火爆时，这把火就烧到了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共享篮球等领域，无所不包。
而如此多维度、大规模的过剩又环环相扣，形成“狗咬尾巴”的过剩：即货币过剩成为产能过剩背后的“金主”，而面对产能过剩，政府往往祭出基建大招，基建、产能过剩引发的萧条又刺激央行放水来提振，在此过程中，又衍生新过剩表现形式。
02
过剩——出清的主战场
过剩必然出清，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言，从过剩到出清是其内生的经济现象。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逐利、配置讲效率，哪里有利可图，就把资源导向哪里，长此以往，必然引发过剩。
但过剩又是市场低效的表达式，在市场优胜劣汰中难以为继，被市场主动出清。自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把欧洲带入市场经济起，市场过剩——出清的周期性震荡便如影随形，也证明了市场在出现严重过剩后，总能找到供应和需求的平衡点，以市场出清主动修正供需错配。
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太快，不可逆地水银泻地，让过剩——出清过程中的能量释放又上了一个量级。
一方面， WTO为市场经济开辟全球化时代。
各国生产要素或资源等禀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交易，在前所未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让局部过剩无限放大、传导，为全球性过剩埋下伏笔。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金融资本的过度使用、过剩流通息息相关；后危机时代，美国为加速本土市场出清，更不惜利用制造美元过剩收割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令全球经济陷入宽幅震荡。此次疫情爆发后，美国无限量宽松，美国收割世界更加变本加厉。
另一方面，生产力在地球村集中爆发。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一路“开挂”。每两次工业革命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从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用了近100年时间，从电气时代到科技时代间隔约70年，而从科技时代到掀起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缩短到了50余载。
眼下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概念、新技术频出，点燃生产力加速器。如人工智能标志着超人类生产力崛起，按美国能源部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说法，在分析时空中复杂的扭曲现象中，人工智能比传统方法快1000万倍。而当生产力加速爆发，市场对供需的调摆却并未加速，这也意味着过剩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成形。
综上，过剩——出清的经济现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更激烈态势，而在此过程中，体量最大的中国几乎成了市场经济的新大陆，也当之无愧成为过剩——出清的主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步步成长为“世界工厂”，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当年“勤劳坚韧的中国普通工人”作为年度人物登上《时代》周刊；2010年中国登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宝座，到2018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30%，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
而当中国加足马力供应全球的同时，过剩产能压力滋长。按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
但2001—2011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3%（《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而近8年来，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在75%一线震荡，2019年四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实在太非典，过剩——出清注定以更复杂的形式全面铺开。中国是在半道上嫁接市场经济，从股市里频频救场的“国家队”到楼市密集出台的限购、限售，足见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运行中，行政干预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方面导致中国市场经济硬约束缺位。
要知道，经典的市场经济体制用其内置机制化解过剩。上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更多的是采用减产减员等市场行为来提振价格。
但迄今中国尚未形成全面的、成熟的经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法治、制度、政策等市场经济配套规制方面尚不到位，投资体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有漏洞，这不仅制约市场主体充分竞争和健康发展，也难以让市场充分发挥“无形之手”作用，自主调摆、消化过剩。
另一方面，缺乏周期性萧条的洗牌。
从社会稳定角度看，凡有萧条之象，政府必然出面托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港府消耗近13%的外汇基金、动用超过150亿美元的资金，保全港币；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政府又下了一剂4万亿元基建投资猛药，让宏观经济逆势上扬。
再加上，中国本就处于增长型周期，正如1998年福卡首席在中国五十人论坛上提出的，“5（工业化、城镇化、市场空间、劳动力禀赋、区域纵深）+1（改革）”让中国经济走出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起飞期，而未来“二次城市化+新经济+第三条道路”的接力又基本锁定了持续二三十年高位横飞的基本态势和格局。
于是，“放眼全球世界，风景这边独好”，但这也意味着积压的过剩产能从未经历周期性萧条的缓冲，反而在日积月累中形成堰塞湖。好在政府也在主动刺破泡沫，“三去一降一补”即为实证。
03
大规模出清
从大过剩到大出清，是市场经济绕不开的宿命，中国也难置身事外。随着近年来过剩的涌现、堆积，出清已被顶在杠头上，早在去年福卡就判断，“2020年引发大规模出清是个大概率事件，无论是以企业淘汰赛为代表的市场主动出清，还是监管政策调控下的国家、社会引导性出清，无不指向大出清的前夜已来临。”
虽然当时尚未爆发疫情，也未料到疫情会成为驱动市场加快出清的驱动力，但正如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家王德培反复强调的，疫情仅仅是触发因素，过剩蒸发、出清早已是必然。
从细分领域来看，P2P以惨痛的代价在客观上为金融出清积累了经验。自2018年爆雷潮以来，政府出手“加强监管、能退则退”，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底，上市公司参股、控股以及直接股权上市的P2P网贷平台共有110家，其中仅有37家正常运营。
持续性的清退整治，市场也开始主动出清，据零壹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末，共监测到平台6351家，仅有295家平台正常运营；行业总借贷余额为5617亿元，同比下降38.6%；2019年全年行业总借贷金额为8156亿元，同比下降49.62%。
量变引起质变，出清之火将愈演愈烈。而相比较而言，随着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市场主动出清的权重将进一步抬升，并将在其他过剩领域全面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