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新冠肺炎疫情在许多国家仍未得到根本缓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提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早已开始，在这样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即将面临五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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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许多国家仍未得到根本缓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不少国家都已制定本国新的产业发展规划或对原有规划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外资审查和本国产业保护，吸引海外制造业回归或作出新的布局。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风险不期而至。面对这种风险与挑战，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制造业如何在疫后新格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化之中，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7月30日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与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在直播间探讨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话题。
今天，中制智库（CMThinkTank）给您分享顾强老师的演讲内容——
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有这次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早已开始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是最近热议的话题，我自己理解这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应该说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当时中美贸易战开打，这无论是对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还是在中国的本土内资企业，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产能是放在中国本土还是要转移出去？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产业转移可以追溯到更早，从2012、2013年就开始。
举个例子，韩国三星的产能原来主要是在天津、深圳、东莞。到2019年的时候，在越南投了137亿美元，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总的出口额657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韩国LG，这两家公司的出口大约占越南电子产品出口的70%。
我也看到了中国内资企业的一些变化。比如从2018年开始，很多内资企业选择把一部分投资和产能布局在东南亚地区，我们（指华夏幸福，中国的一家产业园区运营商）在越南和印尼有产业园。（这些产业园）在2018年以前招商很困难，进入2018年以后，可以说不用招商了，中国企业自主选择到这些地区去投资。
所以，我认为在疫情之前，产业链的局部重构就已经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叠加上疫情，这样的产业链重构会进一步提速，或者会有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大话题。
我们简单的观察，这里面首先分外资企业在中国是面向中国市场，还是面向其他国家市场？内资企业面向的是中国市场还是外国市场？由于你面向的市场不一样，做的选择也不一样。
比如我们最近看到一些面向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当然面向他们自己国家市场时，可能会做出一些新的选择，这种选择要在疫情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因为在疫情之下，对大部分企业而言，特别是生产性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未来几年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的环境。刚才刘教授谈到了，就是我们正在遭遇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这个不多说，大家都知道，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实体清单的扩容，这是技术上的分布。第二是人才的阻断，敏感专业和人才交流，将一部分高校列为实体清单。正在推动的规则重塑，特别是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这些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有待观察。
百年一遇的疫情叠加上大国博弈，我们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外部循环遭到阻碍，尽管我们目前表现出来的出口还具有很高的韧性。但是我们对未来几个月，甚至未来几年的外部循环，我们认为大概率会受到阻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中央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这样一种新的格局，成为我们的一个战略选择。
在这样的一个战略选择之下，对中国的内部产业链来说，就面临着重塑。我们看到外循环不差，有可能收缩，内循环以“六稳六保”作为我们的底线。内循环我们认为也面临着一些压力，这里举了四个方面。
现在年生产材料大概36亿吨，每年能耗是46亿吨，能源产品是38亿吨，我们的货运总量515亿吨，如果外循环收缩的话，其实内循环就是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消耗的，货运的，物流的，这些总量都会出现下降。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的能耗，在五年前大致28%的能耗是为出口产品生产，如果外循环减少，那整体中国本土的能耗，能源产品材料生产总量、货运总量都会下降，也就是内循环也面临收缩的压力。在内循环收缩压力之下，产业的动能动力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居民来说，我们一方面有规模市场的优势，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在升级，但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低端产能要萎缩，就取决于你的中高端产能能不能同步升级。个人的消费需求面临升级，医疗等这些服务面临升级，对于内循环来讲，就要看原来国际上高端消费能不能回流。
从企业部门来讲，就是国产替代需求，我们要建立一个内循环，尽管我们的内循环是在双循环，也是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国内市场的循环。事实上，我们的装备、材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体系，全球来看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
比如说以半导体为例，一个是美国体系，就是美国能够影响和控制的体系，第二个就是非美国体系，第三个中国的自主的体系。在这三个体系当中，中国的企业能不能对我们的产业形成支撑，另外能够真实的能够替代国际需求，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企业升级的需求是在高附加值领域，在专业服务技术生态这些领域里面，我们这些专业化服务能不能延伸出来？能不能满足专业化服务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产业的诞生？
从政府层面来说，这里涉及到公共产品的问题，涉及到城市更新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基建的问题。比如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公共医疗等很多领域还有短板，作为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政府的投资需求也会增加和增长。
所以我们认为，内循环会激活更多的市场，更多的产业，更多的业态和更多的模式。刚才已经提到了消费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对衣食住行，对服务都有很多新的要求，对企业来说，内需市场加上全球重构之后，国内的产业体系能不能实现有效的升级，政府的传统基建改造升级，新基建带来的新市场空间，公共服务激活新的市场空间，能不能给企业带来特别是制造业带来新的动能，新的增量，我想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五个变革
第一个问题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是全新的发展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我认为很多新的变革，要求中国制造业来加速转型升级。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讲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
第一个，是技术变革，我用了一个词叫智能化。我们进入到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这一轮变革我们认为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进入到了一个万物互联、万物智慧、万物智能的时代。我们过去可以说是人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都是人的互联网。现在是人跟物联，物跟物联，进入到万物互联阶段，未来是万物智能的社会。这个疫情我认为更加速了对万物智能的一个需求。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这样一个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趋势之下，未来制造业竞争的焦点是什么？包括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跟另外一个地区竞争的焦点是什么？面向未来智能化的一个社会，智能化的世界，竞争的是什么呢？
跟过去不一样，新的要素是数据，新的基建是算力，新的内燃机是算法。那么，这些数据、算法、算力之后又是什么，我们到底竞争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竞争数据，中国有最多的数据，但是在数据之后，你的操作系统，比如说我们过去讲手机的操作系统，讲PC端的操作系统，今天已经进阶到云计算的操作系统，当然数据第一关是抓取数据，抓取数据的第一关是传感器，传感器后面是什么？实际上还是芯片的竞争，还是能够获取数据的手段的竞争。
算力本质上是芯片的计算速度和计算能力，后面是芯片开发工具，生产芯片的装备和材料的竞争。算法，实际上就是涉及到基础理论的竞争，是底层技术的竞争。对中国而言，我们有一些优势是在基于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之上的应用技术，一些应用方向，依托于我们庞大的市场，依托于我们更多的从业人员，有一些优势，但是实际上说到底背后竞争的还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我们表现出来的可能有很多新的形式，但是制造业背后的竞争，依然是这些底层的东西。比如说工业软件的竞争，比如美国人制裁中国，包括华为制裁EDA（一种芯片设计的工具）。比如说研究半导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竞争最核心的装备是光刻机，都是14纳米，然后你的基础材料，比如中国芯片到目前为止95%以上的硅片材料都是进口，最后就是半导体的化工材料，再基础的就是底层技术和基础理论。
这是从未来竞争技术上来说，所有的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等等，最后实际上是数据、算法、算力的竞争，再之后还是这些底层技术的竞争。
所以，对中国而言，以内循环为主，你如何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基础材料、新装备、工业软件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以先进制成为主，以半导体为例，没有授权你不能用他的技术。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服务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的方向，我们这里列举了全球1.3万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收入，把制造业销售的收入跟通过服务或者收入的占比，做了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荷兰大概40%，比利时37%，芬兰51%，美国58%，马来西亚45%，日本韩国大概都在25%-30%的水平。中国制造业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制造产品的直接销售，只占2.2%。
全球一些著名的制造业公司像GE，实际上他们已经很难说是典型的制造企业，即使我们到全球著名的机床公司和工程机械公司去，他的厂房比中国的装备公司小得多，因为他们主要是靠全球化生产，更多是靠定制化、服务化，提供运维服务、提供金融服务、提供咨询服务、提供解决方案这样的方向（来发展）。
从制造业的发展来看，现在投入是服务化的，我们的新技术研发，工业设计服务，个性化产品设计服务，精准化的供应链服务等等，物流服务、技术服务，包括你可能要解决AR、VR的导入，解决数据分析的导入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投入越来越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对很多企业来讲，尤其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下游企业来讲，需要你的产出也是服务化的，你的销售服务，你的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你的实时响应的服务，在线检测服务，在线维修服务，在线升级服务，便捷化电子商户服务。从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运维这一些环节上都要去服务，定制化，消费者驱动C2M的新型的制造模式。
所以，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有没有疫情，有没有中美贸易战，你始终面临这样的转型要求，你能不能转型，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产业内在要求的变化，也是能不能自己转型升级的重要的方面。
第三个是中国产业特别制造业的空间的重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刚才刘教授也谈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集群发展，讲到中国制造业的双重嵌入等等，这里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制造业空间结构变革的一些观察。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趋势，就是都市圈化和地方化。比如上海都市圈，以汽车产业为例，以上海市中心形成的总部经济、创新经济、创新集群和周边的产业体系，我们叫创新巅峰加上先进制造形成的一个区域的产业体系。
实际上从更大范围来看，无论是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还是在中部的武汉、西部的西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双循环，就产业链的一个区域产业集群循环，以及跟都市圈内部的产业体系的循环，再加上整个国家的循环和国际产业循环，这里面有四层的循环。
讲一个例子，就是从上海到合肥，到宁波，这样的一个长三角的核心地区里边的产业链状系统和云状系统的演化情况。
过去以上海为代表，最早有集成电路，到了苏州到了南京，然后可能再到合肥。实际上现在在长三角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也出现了一些蛙跳的情况。像合肥，它可以在集成电路方面越过上海，越过苏州，越过南京，实现蛙跳，成功升级。
也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地区里边，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升级，也看到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都市圈之间的产业链状升级和内部云状升级。无论是在集成电路产业体系里，还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的产业体系里，在新材料的产业体系里，也包括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这些产业体系里，我们都看到了链状就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区域里边不同都市圈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协同以及在一个都市圈内部的云状协同，更地方化的产业体系的形成。
在这样的一个云状和链状协同当中，我们认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产业的都市圈化和地方化。在都市圈化里边，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更多的规律和趋势，比如说321的逆序化分布，也看到中心的创新巅峰与周边制造体系之间的协同，以及空间的重构；也可以看到在一个都市圈内部有内循环体系，比如说都市工业、食品等等以内循环为主的产业体系；也可以看到一部分是周围一个中心的外循环的产业体系。
总而言之，空间在重构，产业体系在重构，未来有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研究成果更多跟大家分享。
第四个变革，地方化都市圈化之下，我们叫产业生态的变革。我在2003年-2004年研究的一个问题，叫产业的植根性，产业链的植根性，就说你这个生产要素可以集聚到某一个地方，它能不能实现在一个地方的沉淀，在沉淀之后能不能实现升级，能不能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之下实现这个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
以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为例，我们研究了张江、苏州工业园区、泰州的中国医药城以及南京的一些产业集群。可以看到在典型的生命健康集群里面，是多个要素多个链条多个物种和多个业态的一个集中，跟过去我们简单的某一些企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我们在研究浙江的产业集群时，就是同一个行业十家企业，当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浙江有“784块”，当时叫784个块状经济。但后来区域之间融合，不同的乡镇合在一起了，因为产业连在一起，有的县城扩大把周边乡镇吃进去，或者放在开发区里边，所以，后来产业集群不仅仅是同类企业的集聚，是产业的上下游的集中。
随着产业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产业从传统制造业集群变成创新集群，这里边需要更多的要素，更多的链条，更多的物种，也产生出更多的业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产业怎么能够有植根性，不是简单的说牵引。比如我们现在经常研究三星，研究摩托罗拉，研究耐克的鞋为什么迁移。
现在要构建的产业生态是如何在一个地方的集群当中去植根，这里面我认为有产业体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人力资本能不能留下来，人力资本能不能提升的问题，地方有没有植根的产业文化，当然也包括制度规则，这也是一个产业集群产业链集群面临的问题，有没有植根性，怎样从植根性角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创新产业的生态。
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创新应用的场景，可以发挥我们内循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比如说我们的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政府来讲，或者中介来讲，可以在四维场景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能够使我们的内循环或者我们的新产业能够有成长的环境。
在新型产业创新集群培育过程当中，以平台资本加赋能，增强产业连接和集群植根性，这些方面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最后一个就是规则的变革。对中国的制造业而言，无论内循环还是内外双循环还是外循环，这三种循环都会长期存在，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内循环为主，在某一个阶段外循环可能会提速，会有新的契机。
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规则，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些规则的锁定，刚才刘教授也谈到了很多。除了规则锁定之外，对我们自身而言，就是我们制造业面临的自身问题，如低端锁定和升级的路径锁定，这也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最大的特征就是规模大、体量大，第二个特征就是体系全，应该说从航母开始，所有制造业门类和产品，中国都有生产，从产业体系来说一个是大，一个是全。
中国制造业自身而言，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低端锁定，为什么路径锁定？就是我们想升级，你的体系比如说你的市场体系不在这里面，所以你想升级，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你的技术体系不是你提供的，比如中国自己很多的合资汽车企业，技术体系不是你提供的，所以想升级也面临着很大的制约，怎样突破锁定，跨越自身面临的大山，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当下最严峻的挑战。
最后谈一点，就是怎样以硬实力加上软实力来提升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对中国来说，大部分的产业有龙头企业也有规模效应，集群也正在形成，不少的集群也已经具有国际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甚至有国际级的水平，当然这是基于我们的基础要素，以及我们在应用技术这个层面上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装备的引进，通过材料的引进实现自身的升级。
作为制造业，你再往前走，就会碰到进阶的技术，你有了进阶的技术再往前走就碰到了底层技术，比如我的机器人装得挺好，但最重要的四个技术零部件都需要进口，基础零部件往前进步或者自己生产出跟国际上同样性能的基础部件，这里面需要底层技术，很可能材料技术，或者说加工技术，或者是更底层的一些技术。
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个是基础要素和应用技术，第二个是进阶技术上，底层技术上你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整个制造业来说，我们在一些领域里面，或者说小部分领域里面，已经开始在进阶技术上，包括一些底层技术上，有一些突破，比如石墨烯应用上和进阶技术上中国并不落后，当然你要形成产业优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如果你有进阶技术有底层技术，你就能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定位提升吗？这里面有规则制定，这个不单是一个标准的制定，也不单是贸易协定，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定义这个技术，能不能定义这个标准，能不能定义这个概念，首先你要有定义的能力。
对中国企业而言，你真正要到了规则求胜的时候，实际是更高的要求，你能定义一个产业，你能定义一个技术，你能定义一个产品，你真正走到了价值链的最高端，这对中国企业而言就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来提升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这是中国制造业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能走到这一步，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产业能走到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