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以来经济数据明显回暖，反映感染高峰过后人们对回归正常生活的强烈愿望得以释放。但疫情的疤痕效应不容低估。 仅靠市场主体自身的修复还不足于实现整体经济好转和稳就业的目标，必须用好财政货币空间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加对受疫情伤害最大的中小未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财政补助，适当增加地方债额度支持基建投资和稳住房地产投资都是今年扩内需稳就业的有共识的好的政策选项。但笔者认为支持制造业投资是实现今年经济好转和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更重要的抓手。
首先，制造业投资约占总投资需求的三分之一，占比超过基建和房地产，是我国投资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造业投资回升是拉动投资需求的最直接工具。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涉及1.2亿人的就业， 是我国创造正规就业机会的主力军。支持制造业投资回升也是增加正规就业机会和扩大消费的最有效手段。
其次，重振制造业是重启生产率增长隐形的关键。2011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率远高于服务业和农业，当资金和劳动力资源涌向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即服务业）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会逐步下滑，累及到经济的长期增长。 多数高收入国家确实都出现过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现象，但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过早去工业化是祸不是福，会导致经济结构拉美化。因此，重振制造业，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劣势是今后实现效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必选。
过去三年尽管受到封城等措施影响，我国制造业投资仍然保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它与基础设施投资一起成为支撑整个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似乎超出了很多经济观察者的预期，因为很多人忽视了我国制造业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产业升级的长周期。简而言之，为应对全球增长放缓和国内通货紧缩压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了创造性破坏/去杠杆的长周期。这个周期来在2017 年结束，此后制造业业逐步进入新一轮产业升级为主导的产能扩张周期，其中以中高技术产业为龙头。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以及疫情在过去三年中确实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干扰，但并未改变趋势，证实了这一轮投资回升是趋势性的而非周期性的。
今年全球总需求下行压力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GDP增速将从去年的3.4%下滑至2.9%。这无疑会增加我国出口的下行压力，影响制造业企业的营收和投资意愿。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也可能导致产业链外迁加速。面临外部需求和供给侧双重挑战，亟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扩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
第一， 加大对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尽管疫情期间推出了多项减税降费的措施，但我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仍然过重。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措施将有助于制造业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投资。 除了减税费普惠性政策外， 还应加大对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的税抵扣和激励措施。继续增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增加对先进制造业产业群的政策支持力度， 培育区域经济新动能。
第二， 引导更多的信贷流向制造业。2022年以来央行连续推出多项支持制造业的结构性信贷政策工具，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今年应加大结构性信贷政策调节力度，激励和鞭策金融机构把更多信贷投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是制造业的细胞，继续推出实质性措施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老大难问题也是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一环。
第三， 大力提振企业信心。 民营企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因此，夯实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社会主义法律基础，建立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是重振制造业的必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期待各政府部门加快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同时，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
第四， 加强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节点。因此，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跨境贸易和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是今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要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并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