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让制造业重新回流美国政策，与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基本类似，都是美国政府在对抗国际分工，逆全球化。对于国际贸易占很大比重、具备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中国来说，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构成了威胁，甚至导致部分行业事实上的中美脱钩。如何破解美国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更加开放中国市场，积极引进美国资本和技术，中美企业合作，发挥各自产业链的优势，拓展国际市场，是破局的要点之一。所以2023年以来，全球商界大佬们纷纷来华，我国仿佛成为全球商业界的新热门景点。

2023年国际企业巨头纷纷加入了这波访华热潮，来中国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从星巴克、摩根大通、辉瑞、苹果等知名企业的CEO，到宝马、奔驰、通用汽车、大众汽车、阿斯利康、英特尔、高通、西门子、法国开云集团、麦肯锡、美光科技、宝洁、雀巢等企业的高管，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和国家，代表着全球的科技、汽车、制造、医疗、消费、金融等高端产业，纷纷汇聚在中国这个经济复苏的热土，打算投资中国。显然，外资对中国的拥抱已经形成了一股热潮。那么，未来国际跨国巨头们对中国投资的布局及新趋势有哪些？

究竟为何而来？哪些产业和投资机遇正在发生变化

这几年我国非常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创新力和竞争力，所以，吸引外资的重点已逐步摒弃了传统的低端制造产业，转为包括医药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等有利于创新的行业。受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服务化加速发展等因素影响，外商投资从以往的制造业更多流向了生产性服务业，像研发、技术、设计、咨询、人才等方面的服务，或者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等。这些都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支持的地方。

从上述CEO、高管代表的技术领域来看，科技、汽车、制造、医疗等行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都是现在国内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大家消费升级的重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的同时，能够看见国内投资的新趋势以及这些有待优化的产业布局。

比如芯片半导体产业，现在国内还在走国产替代方向，这是一个从无到有和产业转移的过程，无论是从设计或者设备，再或者是制造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追赶者，自研的同时也难免要参考引进先进的技术，才能抓住新的快速增长的机会。从之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芯片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一部分因素是得到了外资在华投资的贡献。清华大学教授魏少军曾做过分析，2016年至今，内资半导体制造企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4.7%，而外资半导体制造企业的增长更快，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0%。外资半导体制造企业对中国半导体制造业增长的贡献是内资企业的两倍。

今年也有不少半导体厂商来我国投资，如欧洲第二大半导体厂商意法半导体宣布与我国化合物半导体企业三安光电签署协议，两者要在重庆新建一个8英寸碳化硅器件合资制造工厂，总投资32亿美元。

还有，今年六月份美光科技宣布，计划未来几年内对其中国西安封装测试工厂投资超43亿元，包括收购力成半导体（西安）有限公司的封装设备等。

之前我国半导体芯片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大趋势。半导体产业是典型的设计、制造、封测分离模式，像一款苹果手机的制造链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厂商，苹果在美国设计芯片，然后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日月光进行加工，紧接着转运至马来西亚封装，再与韩国、日本、欧洲的元器件一起送到中国大陆，我国大陆相关厂商做组装。这期间，从芯片设计到制造再到组装，产业链遍布全球，荷兰ASML、日本佳能尼康提供光刻机，三星、SK海力士负责生产存储芯片，台积电负责晶圆制造，日月光和长电负责芯片封装。全流程里大陆能做的属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内容。

这两年，在疫情、脱钩、加息通胀等多个因素叠加下，芯片半导体全球化受到严重影响，打破了以往建立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分工体系。全球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等硬件产业链从集中在中国、日韩等东亚地区，开始走向区域化分布的趋势。

近两年，部分国家或者厂商开始由大规模外采转向内需生产、采购和销售。这就直接导致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亚洲、美国、欧洲半导体出货总额分别环比下降39%、26%、23%和2%，只有日本环比小幅增长2%。

这意味着受地域供应链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全球几乎都增加了本地化及就近化供应链采购，明显地减少了包括亚洲在内的进口半导体器件，那么也直接影响了我国芯片半导体的正常采购和销售，但这就给了国内芯片半导体发展的机会，这也引来外资相关厂商来投资。

之前建立芯片半导体全球供应链时，我们做的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那么在产业链升级的过程中，就要重视技术和服务，同时也要重视合作。我国的芯片企业规模偏小、研发能力弱、创新能力不足，需要通过外部力量壮大半导体产业，也让半导体全球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都能共同获利，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

向产业链高端布局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是如此，之前新能源汽车我们多是在上半场，关注点还是整车、配件、到基础材料、动力电池，涌现了TOPcon、HJT、P-IBC、4680、刀片、麒麟、钙钛矿电池等电池技术，可谓是百花齐放。

如今已经到了新能源汽车的下半场，这个过程中产业不断升级，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对车规级芯片的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AI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这些方面也是我国的短板，尤其车规级芯片，自给率不足10%。在下半场，AI芯片与MCU是汽车智能化的关键技术，功率半导体则对汽车电动化起着重要作用，以碳化硅、氮化镓等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为代表。现在国内也有厂商在做研究，像国芯科技、兆易创新、复旦微电等，但车载MCU厂商渗透率仍较低。

三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四年前三星关停了最后一家位于广东惠州的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并不意味着三星停止在中国的建厂，而是开始聚焦投资国内的高端产业。到2021年，三星已经在国内投资超500亿美元，大多数的投资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高新技术产业上。十年前，我国第一家外资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就是由三星SDI环新汽车动力电池项目开工建设。没过多久，三星在天津投建全球领先的MLCC（多层陶瓷电容器）工厂，后来又追加80亿美元投资建设半导体项目二期工程。从十年前中低端制造业到如今的高端制造业，三星在国内已经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产业向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高端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消费市场的升级，三星也在抓住这个机会，在我国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不断提升企业的能力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广东核芯投资有限公司也是如此，本是一家美商独资厂商，美国核芯控股集团（Gencore Holdings, LLC）全资拥有，是美国AHG集团在华设立的项目投资及孵化平台。这几年不断地引入海外资本和高新科技项目落地我国，主要就是投资于高科技产业项目，想要迎合的就是我国这几年高科技产业大趋势，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链的建设。

当然了，这些外商持续看好国内的这些高科技赛道，也是希望能够分享国内产业升级增长的红利。

外资最看重政策的稳定性

接下来的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中，全球都在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吸引外资能够帮助国内数字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能看出来，在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外资企业顺应我国市场和产业结构变化调整在我国的投资布局，调整未来的投资结构，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变。呈现出传统制造业的投资降低，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提高的大趋势。

我国吸引外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东南亚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只有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

从国内产业升级过程中来看，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确实出现了很多难点、堵点，需要发挥外资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制造业是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在吸引制造业外资方面正加快布局。

所以这几年我国高技术产业里外资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商务部数据来看，202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占全国36.1%，比2021年增加了7.1个百分点，众多产业里属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服务比较多，依次增长了56.8%、35%以及21.3%。

政策上，我国这几年也一直在颁布相关政策推进外资的进入，2022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发布《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5条重大举措，发挥利用外资在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特别提到的就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

2023年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正式实施。也是大力鼓励把先进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重点关注医药制造、半导体、新材料、计算机与通信、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不过，这次还加入了几个新的领域，如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领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能够进入元器件、零部件、装备制造等领域，利用外资带来的技术补充我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不足。

像今年三月份，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曾说，要再次扩大与江苏的合作，宣布了在山东青岛的一项新工厂的重大投资，总投资额约4.5亿美元的制造工厂。

6月5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司长周强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按照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从各地区的鼓励政策来看，也比较有特色，算是结合了当地大环境、产业特点与规划特点，像这两年建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出了海南专属外资准入管理措施，给予更宽松的市场准入管理措施，推进增值电信、教育等重点领域开放。

还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降低港澳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依法有序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还在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设立11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举措包括支持设立外商独资财务公司、探索取消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等。

而在更细节的地方，应该还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执行中的一些细节，以及引导国外的研发中心更广地落地在国内各地区，出台更多专项政策，让外资研发中心更全面地融入国内市场，衔接国内的产业链发展。

作者：凯恩斯，中国十大财经自媒体人，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财富时代》杂志专栏作家，博客总浏览量超过12亿，微信公众号【凯恩斯】粉丝近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