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自2013年到2022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从22.5%提升至30%，连续13年蝉联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另一方面，产业持续发展背后亦潜藏着产业格局变化的暗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脚步加速，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国制造业面临外需收紧、人口红利衰退等多重考验。如何在新十年构建与实践长期战略，成为时代洪流下的中国制造迫切追寻的产业锚点和发展目标。
面对市场不确定性，信心比金子更珍贵。近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与绿公司联盟的50余位企业家走进海信集团，从长期主义、全球化、技术革新等多个维度追溯历史经验，探寻中国制造未来发展的确定性。
克服周期，长跑取胜
对企业管理而言，生存问题始终是一个残酷而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对于以数十年乃至百年为经营目标的制造业企业，如何让企业保持健康和生命力乃至“青春活力”，是企业家需要思考的关键命题。
麦肯锡曾在美国进行过一项关于长期主义价值的调研，发现尊崇长期主义的公司不仅在收入与市值增长方面表现远高于追求短期业绩的公司，在遭受金融打击后也表现于更为强劲的经营韧性与恢复速度。
对于大部分发轫于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前身为青岛第二无线电厂的海信，抑或是从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发展而来的TCL、从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而来的联想，这些今日的巨头既获益于时代发展红利，也曾面临商业环境剧变下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带来的生死考验。经历过外部增长加速至失速不同阶段的企业家与投资人，显然更能理解长期内生性增长对于一家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CEC副理事长邓锋
“企业要做短期准备，保持经营的灵活度，但长远来看一定要把目光看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有时候解题不一定要先明确路径，当确定好目标后再制定路径是水到渠成的。”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CEC副理事长邓锋在发言中建议，身处巨变时代，长期主义变得更为重要，要聚焦社会发展大方向，选择又宽又长的赛道。
而坚持长期主义，则意味着企业必须坚守一些原则与路线，才能在面对抉择时能够从长远角度进行思考与判断，并面向远景目标迈出脚步。
海信集团董事长、CEC理事贾少谦
“海信多年来一直秉持这样一套理念：在面临面子和肚子的选择时，必须是‘要肚子不要面子’；在面临快和慢的选择时，要相信‘慢就是快’，宁可慢一点也不要片面追求快，以致由快变坏。”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谦在研讨会发言中表示，坚持长期主义与稳定经营思想，能够使企业在决策时以企业长治久安为指向，克服短期影响。
广东恒兴集团董事长陈丹在则指出，一个企业最核心关键的就是现金流，越在顺境时越要考虑逆周期时自己能否运营，作为一家以农业立足的企业，长期主义的关键在于“做稳做优做强”而不求大，以服务为落脚点，以产品核心竞争力为引领点。
广东恒兴集团董事长、CEC理事陈丹
理念落实到行动中，则需要将长期主义转化为更切实的经营措施、发展指标乃至企业文化。
“企业需具备专业的周期管理能力，这是实现长期主义的重要工具。”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认为，面对大至全球经济周期，小至行业周期的不确定性，企业要在战略层面做好穿越产业周期的准备，并建立与之对应的能力。
在分享海信稳健经营策略时贾少谦提到，海信衡量经营安全时曾创设一个财务指标——“还贷后现金资产”。具体而言，该指标描述的是企业在极端条件下将银行、供应商等交易方款项全部结清后，账面还能余下多少现金资产，这是完全由企业自己支配的。
“目标是导向、决心和承诺，不能为了数字而数字，更重要的是搭建自己的长期能力，让企业得到健康发展与突破。”贾少谦表示。
制造业出海，潮涌与机遇
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智造”，都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充分受益于全球化生产与市场，在产品、营销等多个层面实现了飞跃。近年来，随着家电等国内成熟市场瓶颈逼近，出海成为大部分企业寻求增量的必然选择。
早年，中国制造出海走的还是贴牌生产、借船出海的模式，随着海外市场运营能力的提升，向海外全面输出研发、生产、品牌能力的造船出海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国品牌的战略规划中。
贾少谦指出，家电曾是全球制造业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全球化不是主观上是否愿意的事情，而是客观上需要创造条件的事情，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全球一体化的协同性研发制造和营销体系，实现研产销的全方位全球化。
值得注意是，在过去十年，海外并购与投资也打开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视野，并通过引入全球化技术能力与管理理念反向带动了国内产业升级，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下，支撑着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长期布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亦饱受海外收购“七七定律”困扰，百分之七十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而其中又有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使得不少希望通过海外收购拓展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望而却步。
在不少参与本次研讨的企业家看来，跨文化的经营能力整合与因地制宜的策略调整，是实现海外并购平稳落地，并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出海窗口的关键所在。
以海信为例，2018年后海信先后参与并购了日本制造业龙头东芝、斯洛文尼亚最大工业企业gorenje、世界排名第二汽车空调和压缩机供应商日本三电株式会社，并在一段时间的经营后均成功让原本经营一度陷入困境的被购品牌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作为另一家实现全球化经营的制造业龙头，联想的海外运营策略则是自业务、团队到公司治理架构的国际化，自2004年收购IBM，联想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与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海外收入目前已占集团总收入七成以上。据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旻介绍，集团各个板块运营充分赋权当地团队，未来还会继续坚持中国本土供应链结合全球本地化经营的业务模式。
直面技术革命，打造新比较优势
回顾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全球化红利与人口红利是无法绕开的两大助力，曾经的低价格、低质量与低回报是不可避免的标签，也是客观层面中国企业最初的比较优势来源。
但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影响与逆全球化趋势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压力增大，人口红利亦面临消退，放眼新十年，中国制造面对愈加复杂的全球竞争态势，长期主义的建立与维系有赖于企业找到的新的优势领域。
多位参与研讨的企业家提到，制造业是受技术变革影响最大的行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研发生产相结合，会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坚实基础。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CEC理事常振明
“我们要为巨变时代做什么储备，我认为是技术和产品。”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常振明表示，技术储备做足、做强是未来竞争的关键，也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核心要素。
贾少谦表示，产业高端化和高端产业化是必然趋势，因为红利的消失迫使企业必须放弃低价和“走量”来取胜的办法，必须进入到门槛更高（技术门槛、品牌门槛、品质门槛）的维度进行竞争，构建自身的核心战略控制点，如此，才能在全球竞争中持续取胜。
而构建技术体系，乃至形成自身的壁垒与优势，离不开企业的持续投入。科技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研发投入首次突破一万亿元，485家企业共计投入研发费用10557.55亿元，较上年增加了1667.9亿元，增幅达18.76%。
“对中国企业而言不仅面临高精尖技术可能被卡脖子的问题，很多原本一位不需要自行生产的基础产品、组件，在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安全的要求下，都需要企业补齐研发与生产能力。”邓锋表示，新一轮技术发展既是压力也是机遇，自主创新中蕴含着重构与升级供应链的机会。
此外，多位参与研讨会的企业家还在发言中指出，数字化不仅是硬件的迭代升级，更是一整套面向生产与生活的人机交互模式变革。除新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直接技术进步外，操作系统、软件生态等过去往往被企业忽视的软性能力，亦成为企业在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中比拼细节的发力点。
具体到产业中，软件生态在产业链各阶段的重要性愈加突出。用友网络董事长兼CEO王文京表示， IT原本是最不具备地缘化特征的行业，全球技术完全共享，但外部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深入对产业带来了很大改变。
其中，软件服务的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与软件服务三个层级，后两者受益于国内庞大的用户需求和数字化创新，因而受地缘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基础软件层面，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在新环境中需要寻求突破的方面。
亚信集团联合创始人、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认为，软件是最佳实践的一种固化，软件的发展离不开实践支撑，中国制造业有潜力创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型，在大模型发展浪潮下，这一商业模型很有可能是中国软件走出去，并帮助中国制造业打造更多世界领先的关键。
“在数字化的交互与体验场景下，产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功能提供者，更重要的是高品质生活的提供者，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全面拥抱数字化，以数字化为底座，不断支撑产业的升级转型。” 贾少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