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广州论坛2023年年会“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上的发言（2023.12.1）。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郑永年理事长和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个交流，我愿结合着年会的主题，以“从微笑曲线看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升级发展”为题，来汇报一些自己的基本看法。
首先要勾画一下讨论这个问题当下的背景。中国在2010年以后，实际上在进入一个直观来看经济增速的下行过程，决策层的表述是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从原来的粗放发展转为集约发展，具体的目标表述是实现在中高速区间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在这个实际发展过程中间，从代表性的指标——经济增速来看，我们一路下行到当下，如果把数据修匀，2020年和2021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5.2%，2022年3%和今年，如果我们能完成在5%（现在看来没有悬念了，最新的信息表明我们有把握达到），那么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多少呢？是4%，如果完成得好一点儿，可以比4%略高一些，如此而已。但是2023年这个年度，它却有一个契机之年的意义，就是以本年度同比，要站在5%以上（也就是于我们作为研究者一般理解的中高速区间的下沿上站住了），而明后年（“十四五”还有两年），我们如果从大概率来说呢，很有希望避免再出现新低（像2020、2022，是几十年来倒数第一和第二的两个低速度），是在未来衔接着避免出现新低以后，有希望形成2023年作为整个经济下行过程的“L型转换”拉出曲线拐点的一年。我觉得这个契机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我们从2023年开始，以一个L型转换去实现意愿中的“由新入常”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要克服很多的困难，而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它怎么实现高质量发展，自然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我们这次会议专题讨论这样一个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显然是要应对挑战，未来势必要处理种种的不确定性。同时我认为很有必要从研究角度，看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由于客观的成长性和我们主观上继续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而应把握好的确定性。这个主观方面应有的“做好自己事情”的努力，结合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以一个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升级发展，使具有“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的这个概念上升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这种高质量发展落在升级发展上面是它必然的诉求。
在实际生活中，我愿意以一个经验性现实可以表明的微笑曲线，来最简要地做一个勾画，谈谈我们怎么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中从直观表现到内在要求的一些相关基本点。
所谓微笑曲线，是一个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经验可以描述出来的直角坐标系上的这样一个曲线形态，横轴是表示在一开始社会化大生产的源头，规模化的加工生产首先需要有好的创意创新，具体表现为可以形成一个定制化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应是在市场竞争中间可以确立它的品牌效应的。按照这样一个创意创新成功、有品牌效应的具体解决方案切入，进入批量化的加工生产，然后再推到末端在市场上面的营销、售后服务和不断的市场扩展——横轴表现的这个过程可以表达为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于社会化大生产中不同位置的位移。纵轴表现的是什么呢？是不同位置上的收益率。广泛的实践经验表明，它就是两头高中间低，像人在微笑时的嘴型，所以，直观而比喻式地称为微笑曲线。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面几十年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就是经济起飞之后，经济总量走到了全球第二位置，制造业的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这个世界工厂的概念，有客观对应着的基本现实来佐证，但是这个世界工厂同时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大而不强”。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非常需要我们注意的，中国人如果在继续推进现代化这个方面，实事求是地、理性而冷静地看待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必须联系要追求的高质量升级发展而爬坡过坎。这个判断，值得联系微笑曲线再稍微展开做一些讨论。
几年以前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在综合国力、制造业的实力、创新能力等等方面，分别以怎样的系数超过了美国，在世界上成为占据第一的位置，也有大量其他的研讨意见，是不同意这个判断的。那时在任的工信部苗圩部长曾经拿出一系列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在前沿的创新能力、竞争力这样的国际比较来看，不但没有进入第一阵营，连第二阵营都还没有进去。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应该讲中国制造业在进步的过程中间，跟国际前沿水平总体来说在明显地缩小距离，特别是近年有一些局部的亮点表现，应该讲可能是已经进入第二阵营，甚至可以在某种特定的建设领域对接的竞争力是进入了第一阵营（比如中国高铁参加国际招投标整体而言的竞争力，应是第一阵营之内了；如果从最新的现象来看，2023年虽然还有种种面临的困难、困扰，然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规模已经走到了全球前列；这些亮点当然是表现我们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在不断取得一些进步），但是总体而言，我仍然认为，现在中国制造业从全球综合的对比来看，还是“大而不强”的状态，从微笑曲线上来看，我们大量的产能，现在还是落在中间这个位置。中间位置它表明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真正的前沿创意、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着的竞争力方面，我们是落后的。第一阵营，应该讲现在由美国硅谷所引领的数字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创新潮流里，还是美国独占鳌头；跟着的还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像欧洲、日本这样走在发达轨道上面继续跟随着硅谷的创新浪潮，他们也在努力与时俱进，形成第二阵营；中国在追赶的过程中有进步，但是也必须正视实际生活中我们的一些波折，比如说，我认为现在引领整个制造业升级发展最主要的引擎是来自新经济，就是数字经济的创新与“数实融合”的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而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平台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力的表现，可以大体上从它市值的演变来做一个对比判断。在几年之前，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数字平台公司市值最大的是微软，中国排前面四位的合在一起，跟微软的市值大致差不多；而最新我看到的统计资料，几年变动下来，中国前一百位包括头部、包括独角兽企业的市值加在一起，不及一个微软，这说明什么？市场上综合的“用脚投票”所表现的对于前景的判断，是更多地看好微软，而中国实际上跟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在竞争力视角上对比来说，其距离是明显拉大了的。当然，这也和我们发展中间的波动、必须完成的整改有关。中央决策层在2023年，由新任总理李强亲自主持企业座谈会，明确地给出了“完成整改”的信号，当然就需要我们在整个升级发展是以数字经济创新为龙头的路径之上，乘势真正把完成整改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抖擞精神，急起直追。
实际生活中间以这种数实融合即“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结合在一起的升级发展的推进，当然还要落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上，是一个总体来说综合性的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这方面，我想从一些比较直观的案例来看一看带有一定普遍性、代表性的中国企业自己产能的位置。比如多少年前，我们就知道，全球儿童玩具市场份额的85%以上由中国本土的厂商提供，多年走下来这个局面没有什么明显改变，有时候高一点儿，有时候低一点儿而已。那么想一想，这么多年发展下来，中国有没有什么能够叫得响的本土形成的儿童玩具品牌？如果在这方面有自己站得住的名牌，那么自然就占据了微笑曲线左、右两边的高端。批量生产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问题，由前端品牌确切无疑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掌握，就可以取得末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的高增加值与净利润的实现。在这个方面，中国到现在为止乏善可陈，我们更多知道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有全球几十年长盛不衰的芭比娃娃，有到处看到小孩在玩的乐高积木，对不起，那都是国外人家早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牢牢掌握着微笑曲线两端高收益的案例。前不久我注意到有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芭比》，它这个品牌实际上已经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在商言商”层面的讨论了，甚至上升到人类文化、文明方面的一个符号，上升到一种文化软实力现象——在学界的讨论里，对《芭比》这个试图雅俗共赏的电影，评价上当然有高有低，但是它联系到的是什么呢？已是一些更深刻的人文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中间的两性、女权主义、现代生活发展中人们怎么样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等等，联系到这些更值得我们看重的从商业运行层面上升到人类文明、人类发展前景的文化关怀的层面了。这非常值得我们于这方面有一种意识，即加入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这种从名牌、从商业行为上升到更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国未来在软实力提升这方面，一定是不可能绕得过去的。
又比如，现在风靡全球的智能手机，它的开创者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不在世的乔布斯，他作为一个供给侧创新的引领者，形成了让亿万消费者看到以后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有效供给的升级产品，带来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公众、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随之提升，是给人类社会提供福祉。在苹果手机在iPhone4那个比较靠前的阶段，中国营销的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北京西单大悦商城的苹果旗舰店，已经到了夜间而我看到它无法关门，黑压压的人群排队在抢购最新的iPhone4苹果产品，它是以有效供给非常好地引领了消费，提升了用户体验。那么这个苹果手机到现在仍然是在全球引领着智能手机发展潮流的，其他一些竞争者现在也在急起直追，而这个苹果手机大量的代工在哪里呢？是在中国本土。有台资他们进来以后，本来在深圳这边形成了大规模的加工厂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迁到北方。我几年前去看过郑州附近的苹果电子产品（主要是手机）的加工厂区，当时说根据订单，要形成三十多万人的就业量，这三十多万人按照24小时三班倒连轴转的方式在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生产供应全球的苹果手机，这给中国本土带来的当然有非常值得我们看重的三十多万草根层面低端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且他们拿到的工资应该讲是比一般其他岗位看着更好一些、对他们来说满意度较高的状态——有这些低端劳动者的相对好的就业机会，同时带来的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一步一步发展的期待和预期的向好，更努力地进入致富过程。对于政府来说，当然有了履行自己职能不能缺少的税收，也有我们整个经济繁荣非常值得在发展过程中跟“保证速度”概念相匹配的GDP的增长。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对不起，中国在苹果手机和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间所处的地位，就是低收益，按照吴敬琏老师前些年所说，如果讲得难听一点儿，在全球的分工中间我们干的是“硬苦力的活儿”。对这也要说清楚：中国必然只能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开始从这个角度切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由此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大生产的比较靠前的水平，知道在利用中国自己相对低廉、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低开发成本加入全球化这样一个合作竞争中，可引入国外资金同时带来的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意识，特别是知道了在全球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则体系，以后带来的，是“中国原始积累”的过程、经济起飞的过程，一直走到现在的“世界工厂”。但长此以往，我们总是在这样中间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就没有前途了，上面必然还会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美国作为老大对于老二的遏制打压，下面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努力地追赶（我们都知道这几年越南、印度、印尼等越来越显得雄心勃勃咄咄逼人，在全力加快他们的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继续停留在中间这样的位置上，那样我们就会使自己的发展空间越走越窄。必须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可持续的态势实现升级。而升级方面，已可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先行者的案例。
我想举出一个升级的例子，就是广州的汽车生产厂家。过去引进日本技术生产的“广本”——广州本田，市场口碑很好，我曾经在财政部科研所做过十几年所长，坐的广本已经开到了累计里程60多万公里，不必大修，平常很少出毛病，省油，坐着也舒服，看着也顺眼，当然市场口碑好，但对不起，广州厂家是处在中间的位置。我后来也有机会去这个厂家调查，知道他们定下自己的目标，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形成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后来得知，前几年，他们的一款广汽传祺在市场上表现非常好，每年可以出货几十万辆。前不久在广州这边，有汽车碳中和论坛，我参加了，看到有展示最新的广汽传祺这款商务车——它这样的一种竞争力可能在中国汽车生产厂家里现在未必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者，但是它表现着的升级，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在战略布局上掌握着左右高端收益的同时，准备把生产线搬到泰国去——这跟我前几年所说到的它面临一个战略性的机遇，就是把生产线迁到东南亚，然后以一个新的跨国公司格局更好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而同时继续牢牢掌握着左右高端收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珠三角前些年就看重的“腾笼换鸟”的举措。这个路径，跟马斯克决策把特斯拉的生产线放在中国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是一个逻辑。广州的厂家已经迈出这一步，就是在微笑曲线上一个成功的向左右高端推升上去的案例，希望它能够稳定地形成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架构。马斯克的模式已经形成了对他来说非常有力的支撑，上海工厂开工以后，他在这个赛道上扭亏为盈，这个领域内不再简单依赖风投、创投、天使投了，他现在已把这个模式进一步复制到墨西哥和欧洲。我们中国的厂家，未来也必然要走这样一个升级之路。
为走通升级之路，还是要回到前面陈光炎教授已经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上。我们的传统生产要素，支撑力在滑坡，越来越有“民工荒”伴随的劳动成本上升这样一种必然在以后对于我们的制约；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的综合成本，也已是节节升高的；但是我们必须依靠制度创新的制度要素、科技成果应用这种“科技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要素，加上管理的创新（当然还要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创新），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我们升级发展的支撑，这是中国现代化必须抓住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的主线。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当然，中国这样的发展，绝对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要拥抱全球化、继续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这样一个前景，需要我们真正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这是我愿意特别强调的一个着眼点。
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