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贾璇 | 北京报道
“我们花费上千万元引进的先进机器，只能摆在车间里看着。不是机器有问题，而是没有会操作的技师。”近日，在苏州从事汽车零部件加工的唐经理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无奈地说。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装备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技能人才又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在工业领域，正常的人才结构为1位科学家、10位工程师、100位技能人才。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千万级别的技能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中国制造升级的另一个“卡脖子”领域。
制造企业“抱着水缸喊渴”
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公开报道显示，我国各类技能人才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但现实中，“需求大户”制造企业却常常“抱着水缸喊渴”。
“我们缺的不是技能工人，而是‘玩得转’设备的技能人才。”唐经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以他所在的工厂为例，在工业技术升级的浪潮下，设备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机器承担了大部分简单重复的技能作业。对技能工人的要求，也从操作工具和机床，变成维修和编程设备等。
全国劳模、上海市技师协会会长徐小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技能工人和技能人才有本质区别。技能工人偏向简单和既定流程的操作，技能人才能独立解决问题，并能创造性地提出更优解。”
他以装配工和维修工为例，前者每天将同样零件进行固定模式的组装，而后者是要将不同的故障进行修理，所需技能也更高。
全国人大代表戴天方有着34年制造业一线生产经验，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提到，当前，各类制造企业逐步步入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阶段。设备智能化、自动化，产线数字化、柔性化，成为生产新常态。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目前，我国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58.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了77%。
新技术提出新要求。眼下的技能工人需要具备更综合的专业素质。“现在需要一大批掌握更多专业知识，具备更高技能水平的人员进入新产业。”戴天方说。
新产业催生新需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近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即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粗略计算，高级技工的缺口可达千万人。
技工，又被称为“将设计梦想照进现实的人”。他们是联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
“很多设备不是咱们设计不出来，而是造不出来。”徐小平直言，高级技能工人的断档，正在成为制造业升级另一个被“卡脖子”的领域。
技能人才断档，为何而断？
近年来，技能人才短缺问题频繁被提及，对于原因也有诸多讨论。
在制造一线工作40余年，徐小平从企业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制造业的一线技能工人收入微薄。其次，技能人才的职场“天花板”较低，一线工人走上管理岗位的机会较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培养人才动力不足。
“对于技校毕业生，从实习到上岗有个培训新手期。这个时间段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进行技能培训，但现在越来越少的企业愿意投入了”。据徐小平观察，企业培养一名技能人才成本颇高。成才后，企业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综合考虑下，“抢人”成为现阶段制造企业获取技能人才的普遍做法。
身处“新设备停产”窘境的唐经理，最终也靠“抢人”迅速开工。“我们开出高薪，跨省请来一位高级工程师。找到人后，老板开心得亲自开车去接的。”
此外，年轻人更偏爱灵活就业方式，不愿走进工厂，也造成人才队伍后劲不足。“没有技能工人，更不可能有技能人才”。徐小平说。
从教育角度出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和《中国经济周刊》提出，技能人才断档更是技能教育意识的错位。
他认为，“早在幼儿园时期，可以通过游戏等方式，让孩子接触更多的职业，产生职业认同，从而在今后学习中，重点培养相关的职业技能。”而现在社会普遍将“职业教育”界定为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好像只有走进这里的学生才和职业教育有关系。
同时，储朝晖还提到，现有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简单地按照分数把学生分过去，并没有考虑到学生所具备的技能优势或潜能。课程多是通用型的知识教学，注重标准答案，实际操作仍是教学薄弱环节。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是要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要让大家重视职业教育。让大家感受到，职业教育能够给幸福生活提供相应条件。”储朝晖说。
校企合作成技能人才“新摇篮”
进入新时代，我国高度重视培养和造就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在政策大力促进下，涌现出一大批大国工匠和技能高手。其中，“校企合作”成为技能人才成长路上总被提及的高频词。
校企合作指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该合作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注重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校企合作可以更好地应社会所需，与市场接轨。与企业合作，也让在校生的学习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徐小平观察，国企在校企合作中起主导作用，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民企合作参与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全国国企举办职业教育机构共435个，其中央企197个、地方国企238个。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提到，国企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建议完善管理考核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细化国企举办职业院校扶持政策体系等。
不过，徐小平也坦言，虽然国企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他认为，现在校企合作方面的制度不通，对于企业办学的考核相对独立，导致双方从根源上合作意向不强。他建议：“把校企合作纳入企业考核和学校教学任务中去，从本质上督促双方进行交流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总工会副主席郭锐也提出，随着国企改革“企社分开、主辅分离”，企业办学的机制进一步弱化。国有企业作为办学主体既不归地方政府，也不归国务院有关部门。生均经费来源未能明确，导致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极大影响了企业办学的积极性。
对此，徐小平建议要尽快打通政策和考核通道，同时鼓励企业和学校在空间上相融合，探索“把企业办进学校”“把校园搬进车间”等新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吴丰礼建议，由产业管理部门汇总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主动对接有培养能力的技能院校，协调企校双方共同拟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甚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参与课程编排及讲授全过程，并提供实践场地支持，形成技术人才培养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
全国人大代表杨金龙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持续加大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激励力度。建议从国有企业做起，对通过相应技能等级认定的学生给予相应的薪资待遇，在内部晋升当中给予技师、高级工毕业生与大专、本科生同等待遇。
年轻技师：不要让“断档”发生在我们这一代
解决技能人才断档问题，也要从技能工人本身入手。
“我确实也感受到，身边的年轻人不太愿意进入工厂。但当我做了技能工人，并不觉得待遇和认同感比别人差。还为从事自己所感兴趣的工作而高兴”。上汽大众南京分公司技师张根驰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1999年出生的张根驰，从小酷爱汽车、摩托车等，动手能力强。当初，他以超过普高线的中考成绩，结合自身兴趣和特长，选择了职业院校。毕业后成功进入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作。近日，张根驰荣获大众汽车集团颁发的“2022年全球最佳学徒奖”，也成为上汽大众唯一获此殊荣的员工。
他认为，当下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是“在精不在多”。作为年轻一代的技能工人，不要把自己置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之外，不能让“断档”断在年轻这一代身上。
面对来势汹汹的工业机器人，“是否会被替代”也成为技能工人成才最大的担忧。
对此，徐小平给出坚定答案：不会。“尽管现在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技能工人不会消失，只是需要转型。从简单的手工操作者变成维护智能化机器的技能人才。”
他认为，当下的技能工人应该看准发展趋势，找到适合自身的技能和兴趣。不要局限于技校和车间的小循环里，更积极拥抱新技术，主动将自己置身于整个制造业升级的浪潮中，成为一名工业服务人才。
“所谓工业服务人才，就是无论在哪个车间，面对哪种型号的设备，都能生产或维修。”并且每位工业服务人员擅长和钻研的设备种类，也会愈发专一。而在此转型中，徐小平特别提到，技能工人需要“想象力”和“创新意识”。而未来的工匠需要具备三种能力：会研究工艺，会制作工具，会制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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