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很多事儿，总是充满了悖论，大学生哭爹喊娘，找不到工作，但企业却抱怨招聘难度太大，死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看上去有点矛盾，但却都是事实。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每年的就业率约为35%，而社会之于高级技工的要求则非常迫切，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总是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否则，同胞们也不至于跑到日本买马桶盖，更大的悖论则来自于中国制造的运营状况。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重型资产企业，前期投入非常大，包括人力招募、兴建厂房、购买设备等，任何一环的成本上涨都会导致制造利润率的触底，非常不凑巧的是，过去十年，中国工人的薪水持续普遍上涨，土地、混凝土，甚至砖瓦的价格都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而水涨船高，至于说，设备、原材料等等无不在吞噬着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

于是，如你所闻，中国制造企业的利润率连续下滑，家电制造最巅峰之时，利润不过10%左右，连最牛手机代工，利润率也仅有2%，稍有差池便会陷入亏损的境地，任何设计、商业模式上的失败，都会转换成中国制造从业者的灾难，毕竟，利润率太低，几乎没有办法从头再来！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制造一面抱怨成本高企，一面又在不经意间浪费成本，这其中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指的是技术革新、政策变更，而人祸则来源于管理中的浪费，以及因迁就人性而导致的浪费，这种浪费常常不容易让人察觉，但经年累月之下，数字却惊为天人。

不想长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中国制造业的抗风险能力太差，主要的原因在于自己不想长大，最起码，有很多中国制造企业只是想着发一笔横财、赚一笔块钱而已，这样的企业从未想过长大，倒不是说，他们的规模小、资金少，毕竟，劳动密集型企业里，随随便便就能组成一个1500人的车间，说他们不想长大，更多地是强调一种缺乏战略支撑的管理制度，在这种大环境中，短期内看似能节约成本，但常常因决策的频繁转换，而造成巨大浪费：

首先，短视的企业比较容易在决策时摇摆不定，因为没有长期的战略方向，管理者常常抱有“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心态，但消费市场天然带有不确定性，真正等到订单姗姗迟来之时，留给制造企业准备的时间已经非常少，这种状态下，管理人员不得不走一些非常规手段。

比如兴建厂房，需要符合国家消防规范，向消防局报建，但因工期紧张，只能打擦边球，而且品质也会因此受到比较大影响，一旦出现品质异常，工厂常常需要付出4倍的成本进行返工，这也是位什么东南沿海一些小型的制造业企业不愿意接欧美的订单，因为老外喜欢较真，品质不达标就是要返工，这也是为什么深圳华强北总有卖不完的“外贸”衣服，这些都是偷工减料，不符合品质要求，又不甘心付出4倍成本所致。

其次，由于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业在购买关键设备、构建关键车间时，常常只顾眼前的需求，像一场赌博，随着科技在发展，这种博弈输得机会越来越大，2015年苏州、佛山等地倒闭了一大批的制造企业，其中不乏一些业界明星企业。

比如某企业在遣散员工时，库存依旧积压着大量的“手机按键”，显然，他们坚信，诺基亚远是最棒的手机，却想不到世界上还会有触摸屏这种东西，更悲催的是，纵然是知道了乔布斯正在闹革命，这些人也无力追随之，毕竟，他们不想长大，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而自iPhone6成为街机、Android们野蛮生长之时，他们却只能苦守着一堆永远卖不出去的“手机按键”，哀声连连，这种库存的浪费，可以让一个企业直接倒闭，也大大消耗了社会的元气。

另外，工时的浪费也是中国制造业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如前文所述，在劳动密集企业里，人头从来不是问题，稍微复杂点的组装制程都需要几百，甚至上千人，这种企业的规模非常容易让管理者产生官僚思想，事实上，古代的将军统领的人多了，也只不过是一句：千军万马，唯我所用！官僚思想的害处不用赘述，仅仅去参加一个大企业的早会就了然于胸，这样的会上每一个部门都会守着自己那点小KPI，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扯皮到底，同时还要顾及身份、地位和面子。

也就是说，越多的人付出越多的工时，可能越没有产出，更糟糕的是，喜欢扯皮之人、善于扯皮之人还往往乐在其中，因为这种扯皮既可以获得变态地自豪感，又能打发无聊的上班时间。

制造企业的组织大了，领导就会变多，信息的传递的中转节点就会成倍的增加，而消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也会因层层盘剥而大打折扣，中层管理者权利欲望膨胀，高层管理者像古代的皇上，每天只能批阅“奏章”，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聋子和瞎子。

更关键的是，这么多人口，企业还要向国家缴纳社保，要独立承担女性职工6个月的产假，而付给相关部门，付给工会的钱又有多少能最终花到自己的员工身上呢？

于是，在制度、政策、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管理者又陷入另外一个误区，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主动关灯、关掉水龙头会省掉好多钱，但谁都知道，管理者的工时常常最贵，他们却心安理得地浪费。

“营养不良”的人才培训体系

库存高企、设备老化、厂房的重复施工，都不足以彻底摧毁中国制造，毕竟，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事实上，东南沿海制造业大举内迁，仍然能存活，就足以证明这个行业，虽然利润微薄，但生命力却是足够强悍的。

相比之下，中国制造对人才、对创意的浪费才是最致命的，如果说原材料、设备的浪费，好像断胳膊、断腿、流产等硬性疾病，而人才的浪费就更像是失眠、營養不良，这种伤害经年累月之后就会产生质变，而等到发现时，就再也没有办法挽救了。

显然，中国制造的人才以及培养体系都有点营养不良，我们没有把机器变得智能化，没能让他们越来越像人，反倒是，把人类变得单调、无趣，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师承日本的台资企业，依葫芦画瓢的大陆企业，通过一个个动作分解表，把本来比较复杂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SOP中就像一架架并不精准的机器，他们按照IE制定的节拍，在2秒之内完成贴标签的动作，或者在10秒钟之内锁好一颗螺丝。工作简单，仅需三天培训即可上岗，而管理者也不用担心员工离开，毕竟，人才市场里有的是人想坐到流水线上来。

事实上，这种工作分解的模式曾经在制造业被尊为《圣经》，创造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自己是上帝，显然，这有利于工厂管理，也有利于公司控制成本，毕竟，老板们可以精准地维系最低工资标准。

其实，每天干着不用思考的工作，员工自己也不好意思要求加薪的，于是，在这种工作环境中，中国制造企业就失去了“培养人才”的职能，而年轻的员工在本该呆在学校的年纪，却只能选择在流水线上蹉跎人生。

《新周刊》形容这种情况是：2个小时就能望见一生；即便是有些员工从事的是技术岗位，但中国制造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环境都天然带有“论资排辈”的特性，本来是创意十足的年龄，却不得不熬资历，何其悲哀？

制造中国、浪费中国，或许我们先不用急着崇拜工业4.0，只需要进一步导入精细管理，把这些生产中的浪费逐一消灭，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可能不会这般惨淡，更关键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里，管理者要担负起向社会输送人才的职能，让年轻人的精力释放到最需要的地方，让创意变成现实，让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更加多元化。

炒房式经济发展模式，迟早会埋葬中国的发展成果

华为被挤出深圳，制造业也正在被挤出中国。炒房式经济发展模式，会自掘坟墓，把中国经济推向末路。

之所以华为会有搬迁的意向，主要还是高成本“压力山大”。高地价-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早已让不少制造企业感受到巨大压力，华为是明星企业，所以才会引发关注。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日前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担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深圳的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深圳不是特例，全国皆然。例如苏州昆山。去年下半年以来，受上海房价上涨 “外溢”效应影响，昆山房价水涨船高，今年4月份甚至出现环比6%以上的涨幅，同比涨幅整体达到50%。当地有一家高科技企业“华恒焊接”，是工业机器人的领军者，该公司董事长4月份曾经对笔者感慨，“昆山的房价太高了，公司的年轻员工买房压力巨大，高房价成本最终转嫁给企业。国外同行，年轻人没有住房压力，研发成本反倒不高。”

试想，连高科技企业都如此痛苦，那一般的制造业呢？

中国仍是贫穷国家，却已经成了高成本社会。

买什么都贵，这是国人的切身感受，这还是在石油、基础资源价格十分低迷的情况下。更何况，还有环境污染等众多隐性成本需要承受。

高成本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削弱。此前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出具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国。该报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可见双方的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了。

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10年前，中国的制造成本低，而如今成本却水涨船高。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薪资提高了，中国从2004年的4.35美元时薪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二是汇率，2004年至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了35%。三是能源成本，中国的电力消耗，从2004年的7美元/千瓦时上升至2014年的11美元/千瓦时，而天然气成本则从5.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升到13.7美元，涨幅138%。

因此，许多企业撤离中国，也就不足为怪了。印度和东南亚现在都是投资热门。

最近几天的热门新闻之一就是苹果和富士康要转移阵地去印度，他们离开中国，跟华为离开深圳，相互映照。5月21日苹果CEO库克在接受印度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希望将现有的苹果生产线和服务都搬到印度市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更是在去年5月就表示，到2020年，富士康将在印度建立10-12个基地，雇佣超过1百万员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富士康最近有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买下1200公顷土地，投资100亿美元建新的制造厂。

“下一个世界工厂”印度似乎已经渐成雏形，“龙象之争”或将正式展开。2015年第四季度，印度以7.3%的增长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而中国GDP增长仅为6.8%，从此失去世界第一的桂冠。据彭博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印度经济将在2016年领衔全球经济增长，其GDP增速有望继续超过7%，继续全球第一，同期中国GDP增速料为6.5%。

制造业往东南亚转移已经不是新鲜事。其中，越南正在升起。随着奥巴马来访、TPP获准加入，越南将会对中国若干产业形成替代。

中国经济高成本是综合性的，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房地产。

人为制造股市牛市来拉动经济不靠谱，这很容易被公众认识。那么，人为制造房地产牛市呢？原理没有根本差别，但这恰恰就是十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营业务。

看看仍在疯涨的地价吧：在创新之都深圳，今年3月的新房成交均价高达49989元/平方米，环比上升3.9%，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3.7%，同比上涨62.5%。暂不说同期的北京上海，单是南京厦门合肥这些二线城市都在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历史天价，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地王。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高房价不仅会绑架中国经济，迟早还会埋葬中国的发展成果。今天预言的前半段已经实现，后半部分要怎样才能避免？如果不能扭转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绑架，不仅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镜花水月，甚至还可能对经济形势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对房地产，是到了该挥泪斩马谡的时刻了。有点像蒋经国上海滩打虎，困难千万重，如果不打，有危亡之祸，如果真打，也有切肤之痛。最后蒋家目光短浅的选择了保住小集团私人利益，而丢了天下。

当然，房地产也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经济运行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正如商业模式可以决定企业兴衰，经济发展模式则可以决定国运兴衰。权威人士的讲话，我个人认同其中每一个字。就看在实际执行中，能不能真的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