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特朗普高呼“让美国再次伟大，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一时间，中美贸易战、美欧贸易战开打。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疯狂总统的非理性行为，悖逆全球化潮流，也悖逆市场经济规律。美国坐享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食物链顶端的位置，没有理由去打破它一手架构的全球化市场体系。在那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是，日前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制造业产能预计达到5.9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日本4.94万亿美元的GDP总额还要高。美国官方形容道，“美国制造业回流方兴未艾，依然傲视全球”。
2022年，预估有35万个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较2021年的26.5万个回流岗位，增长近32%。回流岗位数量创2010年以来最高值。从岗位回流情况看，回流数量非常可观，回流速度也正在加快。
近些年，我们所熟知的台湾省台积电，韩国三星、LG，日本三菱、马自达，德国拜耳、宝马、大众、巴斯夫都加大了对美投资力度。仅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就吸引了约60家德资企业。回流美国的制造业来源遍布全球主要工业国和地区，行业也十分广泛，包括化工、食品、半导体、制药、汽车制造等等。
以日本为例，截至2021年，日本对美的累计直接投资达到721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制造业，研发支出超120亿美元，雇佣工人超93万，其中不乏丰田汽车、富士胶片等知名企业。制造业回流美国势头强劲，质量和层次也不容小觑。
美国有一项数据显示，每1美元的制造业投资可以对整体经济实现2.68美元的带动作用。美国现有1.9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贡献了2.77万亿美元的GDP，带动了58%的私营领域科技研发，提供了1288万工作岗位。
美国拥有全球尖端科技和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如果说拥有高附加值的中高端制造业回流还在人们的预期之内，那么低端产业的回流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以纺织业为例，2021年全美纺织业产量达165.9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了23.8%。伴随美国纺织业产量增长的还有它的产业升级，科技驱动成为了其重要的增长动能，医用织物、防护性衣物等等都成了美国纺织业的新优势。据《纽约时报》消息，美国近年来还有企业在研发融合半导体和传感器技术的新纺织材料，用于将衣物嵌入物联网，实现健康监测、温度调节等功能。2019年，美国特种和工业纤维出口量占纺织业总体出口量的34%，而这一比值在2010年仅为20%。
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无疑需要面对美国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工业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一局面。2022年一季度，美国采购的工业机器人订单就达近1.2万台，超过了2021年全年总和。有研究显示，1个机器人约等于3.3个人的产能。此前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有1150万个空缺职位，但劳动力仅有590万。工业机器人有助于美国解决劳动力短缺和成本高昂的问题。智能制造正在帮助美国逆转人力成本竞争的劣势。
同时，美国还加大职业教育建设力度，用于培养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工人。2018年，特朗普签署出台《加强21世纪职业与技术教育法》，该法案得到了两党的高度一致认可，将向各州每年拨款10亿美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并且各州可以自主制定本州的职业与技术教育绩效目标。
美国政界并没有将“制造业回流美国”当作一种简单的经济政策。美国贸易办公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说，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可以带来工资和岗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在美国政界所讲述的故事里，美国常常扮演着全球化受害者的角色。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制造业外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凋敝。所以，因“回流”所带来的消费品价格上涨问题，在美国政界眼里就不是问题，这是一种为长远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只是一种阵痛。
“制造业回流美国”大致有两大目标：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确保美国提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把控力，维系全球霸权；低端制造业回流用于安置就业，稳定美国劳工阶层，也稳住选票基本盘。总的来讲，“制造业回流”是以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
显然，“制造业回流美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成了美国十多年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如此对立的党派政治中，是难得的两党共识，促成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届政府的接力跑。
自2000年至2009年，美国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持续下滑，从15.2%滑落到11.6%。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经济版图中日渐式微。伴随全球贸易的深化和交通运输的进一步便利，附加值相对不高的制造业选择出海，流向人力等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国内，第三产业迅猛发展，自2004年至2008年，美国年均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达12.6%，是同期货物出口额的两倍。就在这段时间，美国通用汽车在2008年创下309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于2009年申请破产。传统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也因产业衰落，于2013年走向破产。一批美国传统工业城市逐渐衰败，大量工厂机器被废弃，布满铁锈，因此被称作铁锈地带。
2000年美国GDP为10.25万亿美元，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年，这个数值达到了18.75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总体保持了较快增长。伴随着产业升级，谷歌、亚马逊、苹果等跨国企业逐渐走到了舞台中心。可以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形成，是在全球化国际分工和其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的。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更加便宜的商品、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但传统工业和就业人口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这一经济现象最终促成了美国当下最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一边是华尔街和硅谷的繁荣，一边是铁锈地带的衰败，美国社会走向了极端对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给全球化进程破坏性地踩了一脚急刹车。
早在奥巴马时代，制造业的颓势就逐渐被美国人注意到。2009年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加大政府资金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化的扶持；2014年通过《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支持实行区域创新战略；2015年通过《美国创新战略》，明确九大重点支持战略领域，包括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育技术、太空探索和计算机新领域。
进入特朗普时代，“制造业回流美国”是特朗普的鲜明旗帜，并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特朗普将7月15日定为的“美国制造日”，还把14日到20日定为“美国制造周。他于2018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明确三方面目标任务，一是关于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二是关于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三是关于增强供应链；重点关注五大领域，即未来智能制造系统、先进材料和加工技术、医疗产品、领先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粮食与农业制造业。对外方面，特朗普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华发起20多年来很少动用的301调查。根据301调查结果，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约有1300种中国商品被列入征税清单，涉及的商品规模约为500亿美元，包括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讯、电器等领域。
尽管与特朗普有很多政见不合，但拜登还是延续了特朗普关于“制造业回流”方面的立场，并持续加码。2021年，就在拜登就任总统不久后，他签署了“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要求政府在联邦合同签约中优先选择在美国国内进行采购的供应商，并采取措施加强落实1933年通过的《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签订购买物资采购合同或公共建设项目合同时，必须承担购买美国制造的义务。此前基于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采购产品的国产化零部件占比要达到55%，而拜登将这一比例又进一步提高到了75%。此外，拜登政府还推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吸引芯片、新能源等产业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兴建力度。仅《通胀削减法案》一项，就投入约4300亿美元用于支持清洁能源等领域。当然，这些政策引起了广泛争议，被指美国正在掏空全球。比如，通胀法案将为购买在美国组装的电动车提供税收抵免，这变相挤压了美国的进口车市场，并吸引汽车制造商成为美国制造。
近期，多家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决定赴美布局电动汽车产业。大众汽车将在2025年前投资近5亿美元，对其现有工厂进行改造，以生产电动汽车。宝马宣布将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电动汽车和组装电池。松下也投入了40亿美元在美兴建电池厂，面向特斯拉提供电池产品，该工厂可以提供4000个就业岗位。除了受电动车购买补贴吸引，松下在美国建厂还将享受5 年内的 5 亿美元投资税收抵免和 10 年内的 2.34 亿美元工资退税。有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美国已经承诺了约330亿美元的新汽车工厂投资。媒体称，美国汽车行业正在进入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建厂热潮。
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和补贴、较大的市场规模加上相对低廉稳定的能源供应，美国正在吸引来自全球的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乏新能源、芯片等战略产业。这些都是当下国际博弈的重要领域。
制造业回流，美国收割全球，引发了国际社会不满。对西方阵营国家来说，美国收割的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对中国来讲，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孤立中国，将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开，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进而遏制中国崛起。
人民大学教授邓子梁提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对我国产业发展主要有四方面影响，一是贸易冲突，挤压我国出口空间；二是外资撤出，影响就业；三是阻碍技术合作，影响产业升级；四是强化中美竞争对抗，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布。邓教授进一步指出，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会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利用全球霸权，违背市场化经济规律和世贸规则，发动“制造业回流”，损害了各国利益，也为我国带来了不小的风险挑战。但困局中有变局，中国有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的宁德时代就给出了解题思路。
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据媒体消息，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斥资76亿美元建设全欧洲最大的电池厂。有机构预测到2031年，中国在欧洲的电池产能将达到322吉瓦时，稳居第一。电动汽车40%的成本在电池，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组件。欧洲电池产业落后于中美，又受制于美国的歧视性政策，加上中国电池在科技水平和成本上兼具优势，中国电池成为了欧洲汽车产业的优先考虑对象。此外，韩国现代、美国福特等国际知名车企都在积极寻求与宁德时代的合作。与逆全球化格局相反的是，宁德时代的国际化在市场的推力下正在加速推进。宁德时代近年来的海外生产净利率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本土。
宁德时代将每年6%至7%的营收投入至研发领域，专利申请增速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其王牌旗舰产品麒麟电池，获评美国《时代》杂志2022年度最佳发明。因科技进步，宁德时代产品成本得以下降，性能得以提升。宁德时代立足电动汽车核心组建，打造科技与成本优势，在全球电动汽车价值链体系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企业。
当然，宁德时代也会面临卡脖子问题，受国内镍矿、锂矿资源禀赋所限，为获取这两种矿产资源就必须面对海外矿业的垄断。受制于人，供应链有不稳定风险，成本也高企。为此，宁德时代加快布局上游矿产资源。2022年，宁德时代布局印尼产业链，与印尼方面合作开发镍矿，并与印尼国家主权基金合作成立绿色电动车基金，帮助印尼打造从矿产到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的完整价值链。
宁德时代兴于国内大循环，凭借科技创新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构建并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融入国际大循环，成为了全球电池产业链名副其实的链长，不可或缺且无可替代。针对卡脖子难题，宁德时代加强产业多元化布局，借助技术优势开展国际互利合作，把握上游矿产开发，稳住了供应链。
这些举措帮助宁德时代有效化解了逆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这也揭示了一种我国应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歧视性、零和性政策的思路，即立足国内大循环，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供给侧改革，进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立足产业链、打造创新链、稳住供应链、构建并嵌入价值链。
制造业回流美国对国际市场和我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挑战中的启示与压力，也正给予我们自立自强的强大动力。困局之中有变局，变局之中可破局，道路曲折，但前途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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