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中国“去风险”战略的效应，已经逐渐浮现在手机供应链的重组和多元化。
研调机构Counterpoint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2年，“印度制造”的手机产量累计突破20亿支，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印度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与此同时，印度海关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手机进口数量已从2014年的2亿支降至去年的377万支，减少幅度逾98%，自中国的进口更是从1.79亿支降至219万支。有媒体称，这意味着，中国以往向印度出口手机的订单，现在已经几乎没了。
从科技巨头苹果到内存芯片大厂美光，许多跨国企业近来前仆后继，进军印度，反映出印度似乎是目前全球最重大的成长题材。在印度超越中国，一举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后，其前景似乎更为光明，促使许多观察家称许印度是下一个观察重点。
高盛甚至乐观预期，印度的经济规模在2075年可望超越美国。然而，对外资来说，插旗印度其实并不容易。
“印度制造”成效显著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提出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并锁定电子产品、汽车、医疗设备、药品、太阳能光电等14大产业，至今已提供至少260亿美元的补助，批准733件申请案。
印度官方报告指出，和2006至2014财政年度期间相比，印度在2014至2022财政年度间流入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57%。
在2014至2022期间，随着印度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的附加价值也超过了15%，这个数字在8年前仅有个位数。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印度设立手机与相关零组件产线，带动当地投资增长、就业机会增加，且也让印度整体生态系统蓬勃发展。
据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数据，今年4月至6月期间，印度电子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6%，达到5722.024（约合68亿美元）亿卢比。莫迪提出明确愿景，即印度将在全球电子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制定到2026年制造3000亿美元电子产品的目标。印度电子和信息科技部部长卫士纳预计，从明年起，手机将成为印度出口的十大类别之一。
从明年起，手机将成为印度出口的十大类别之一。
为复制2020年借奖励措施成功推动智能手机赴印度组装的成功经验，今年5月，莫迪政府再次公布了一项价值约1700亿卢比的财政激励计划，以吸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硬件制造商转移至该国生产。根据计划，企业可获得成品出厂价格约5%的现金回馈。若在当地取得零组件，制造业者会有更多财务奖励，但生产进度落后原先设定的公司，会扣除多达10%的补贴金额。
这项资金奖励计划获得产业的广泛回响，在8月30日截止之前，约32家公司提出申请，包括印度本土代工制造业者Optiemus Electronics与Dixon Technologies；鸿海集团、戴尔及惠普等科技巨擘也在列。
台湾鸿海集团可谓是“印度制造”政策下受惠最大的工厂之一，其在印度的布局，位居全球代工厂之冠。据报道，鸿海集团在印度已有九个厂区超过30座工厂，面积大约有500座足球场，每年营运规模约100亿美元。鸿海自2005年进入印度至今，营收、员工人数、投资规模皆已有倍数成长。
针对鸿海未来在印度的扩张，董事长刘扬伟之前表示，鸿海集团目前在印度主要是资通讯（ICT）产品的终端组装业务，接下来会积极在至少三个邦布局关键零组件，提高在印度的竞争力，同时，也评估在印度设立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生产据点。
鸿海集团大举进军印度，除了是大客户苹果的要求，印度本身也有其亮点，即人口红利和广大巿场。新兴市场教父墨比尔斯曾表示，“印度的优势是它有着14亿人口，任何行业在印度都有市场。”
鸿海集团大举进军印度。
联合国统计指出，到了2064年，印度人口将从目前的14亿增加到17亿，年龄中位数28岁，是亚洲地区相对较年轻的地方。印度现有14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落在适合工作的年龄区间，充沛的劳动力与可期的消费力让印度博得“人口红利”之美誉，这也是其招商引资的主要亮点。
可以说，与越南相比，印度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与中国相近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备成为下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潜力。
而在美国联合盟友在先进芯片技术出口方面对中国发动围堵之际，印度再一次看到了机会，正在谋求自己的芯片产业崛起，并希望在全球芯片制造业占据一席之地。目前，美国、日本和台湾纷纷在各方面支持印度发展其芯片制造业。
仍有诸多障碍待克服
不过，从过去发生的诸多事件来看，就能发现外企在印度的发展并非都一帆风顺。鸿海与Vedanta合资兴建半导体制造工厂计划中止、零售巨头沃尔玛、法国家乐福先后退出印度、中国万达豪掷百亿地产项目，延宕数年仍告搁浅、小米则被追缴税款，以及违反外汇管制法的理由裁罚，不到两年时间损失将近620亿卢比。还有福特、通用、苏格兰皇家银行、摩托车企业哈雷戴维森以及美国花旗银行都早早上岸。
印度公司事务部国务部长拉奥•辛格表示，截至2022年7月27日，在印度注册的5079家跨国公司，已经有1777家“跑路”了。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期待成为“世界工厂”的印度，仍被认为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印度目前仍被认为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欧亚集团南亚事务主管乔杜里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说印度崛起，但接着就会看到爆发一连串重大政治错误，或国内发生政治问题，阻碍了成长。” 短期来看，印度想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不是易事，还有许多障碍待克服：
1、缺乏中国般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尽管总理莫迪自2014年上台后积极吸引外资，但印度的制造体系仍落后中国，导致印度的制造商常须从海外进口零件，推高成品的价格。瑞银分析师团队在《印度是新中国？》的报告中提到：“印度缺乏中国的制造生态系统，这向来是中国亮眼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2、基础建设投资不如中国。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中国对基建的投资占GDP约6.5%，印度仅占4.5%，莫迪政府正力图改善这一点，但囿于资金匮乏却进展有限。印度陆运物流成本比中国贵20%—30%，工业用水价格是中国的3倍，电力价格与中国相近，但稳定性、可靠性较差，经常被迫停电影响工业生产。
莫迪政府已在2月宣布力图冲高基建支出，本财政年度的资本投资额将增加33%至10万亿卢比（1210亿美元），但能否落实还要打个问号。
3、社会发展指标仍落后中国
即便印度的人口已多过中国，但识字率等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仍落后。根据2019年的官方数据，印度人民的识字率为78%，女性识字的比率更仅62%。世界银行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人民的识字率约为97%。
较低的识字率，意味着印度技术劳工的数量不如中国。政府数据也显示，在2021年，印度约有160万人接受职业教育，但同期中国受训的人数则达到约560万人。
印度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30%的CEO是印度裔，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另一份报告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大量的印裔留学生和技术人才不愿意归国，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工资水准只有美国同类技术人员的1/3到1/8。
4、营商环境不稳定。
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近年来，印度相关部门对华为、中兴、vivo、OPPO、小米、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亚马逊、谷歌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运营的中国手机品牌，应当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5、行政流程繁琐
印度是全球最大民主政体，采用联邦体系，导致权力架构和决策分散，每个邦有不同的法规和税务，在政治领导、治理质量和劳工关系方面也不一致。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
此外，印度有超过20种官方语言、7种宗教、加上复杂的民风、族群、文化等问题，使外企经营如履薄冰。即使入境随俗、大量雇用当地人担任管理职，也无法杜绝各种想象不到的意外，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率。
6、贫富差距和区域不平等。
根据《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告》，印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亚洲首位，百万富翁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70%人口的4倍还多。
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为2300美元，从区域分布来看，南富北穷，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其中西南部的果阿邦，人口154万，人均GDP最高，达到6300美元；北部的比哈尔邦，人口1.2亿，人均GDP最低，只有681美元。两者相差9.25倍。财政统一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的时候变成了政治角力。
瑞银分析师说：“总而言之，印度长期的成长前景比中国更优异。然而，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缩小。”
中国天然的竞争对手
印度几乎坐拥整个南亚次大陆，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地缘战略价值，一直以来就有着“大国梦想”。莫迪将印度描绘成“全球南方”的天然领导者，他认为“印度应获得和承担更高、更深、更广的影响力和角色”，并希望在印度洋有排他性的主导权，成为最终的地区安全提供者。今年9月，印度还将担任二十国（G20）峰会轮值主席国，加上经济迅速增长，可以说，印度在国际上的存在感日益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但中印关系却长期处于并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状态。从地缘政治逻辑看，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印度视为世界大国事务中的“卒子”，在印度目前实力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的情况下，扶持印度发展以制衡中国，已成美国朝野上下一致的战略取向。而印度抱着在中美竞争中渔利的心理，也希望用对抗作为亲美的“投名状”。因此，某种程度上，印美经济和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
中印关系长期处于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状态。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曾在《印度方式：动荡世界的战略》一书中写道：印度的大战略应当是“通过发现和利用全球矛盾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家利益”，并“通过尽可能多的关系将所获利益”最大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中印两国可以说是天然的竞争对手，狭路相逢只是时间问题，原因有以下几点：（1）印度将凭借高速增长逐步缩小与中国规模差距，未来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持续领跑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2）印度在人口红利和市场空间上不逊于中国，广袤的市场腹地、趋于完善的电子产业链、较发达的软件信息产业和医药产业、与欧美接轨的语言能力，都让印度初步具备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质，是再现中国发展奇迹的有力竞争者。（3）贸易逆差导致贸易摩擦，印度主动寻求经济脱钩，印度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态度表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追求不是“政冷经热”，更像是“政经双冷”；（4）中印两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贸商品有重叠，存在直接竞争；（5）未来在消费电子产业链和电动车领域也可能出现直接竞争。
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国际政经局势下，中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均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高速增长40年，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印度则中速增长30年，尽管潜在的人口红利很大，但亟待重塑发展动力。作为两个相邻但缺乏政治互信的大国，未来如何相处、以什么样的策略相处，对促进两国国内发展、维护亚洲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